（在电脑前坐一会脚背就会肿的发木。没办法按时更新内容，对不起跟读的朋友了）
工厂对上班迟到管得很严，员工（包括车间工人写字楼文员，但不包括经理级以上人员）要打卡上下班，都生怕迟到，只要迟到考勤卡上就打出红字（记录打卡的时间，没有迟到打出来的是蓝字），那怕是迟到几秒钟也是红字（过了那个时间点一秒钟，机器就自动跳到红字打印功能上）。月底时统计红字次数，财务科悉数扣奖金或工资。连续几个月几次迟到就有可能被“炒鱿鱼”。
工厂大门早上和中午只打开一会儿，但一到上班时间就立即关闭，一些员工在厂外租房住，如迟到就会被关在大门外，要车间主任或是部门经理来领人进去。这让车间主任和部门经理很是没面子，即使是他来把迟到员工领进门去了，让车间主任部门经理丢了面子的这个迟到被领进去的员工，之后没几天，八九不离十就被“炒鱿鱼”了。
我很快就感觉到这种“管理”是没有人情味的。是不是香港老板要求这样管的呢，后来发现这样的“管理”其实并不是来自香港老板的要求或授意。可以说这种“管理”只是由南粤经济区这种特定人文环境所形成的。在私有经济（无论外国的外商的外资的当地民营的）为主体的工业区内，在经济承受心理上几乎没有谁敢说自己是赢家，从老板到打工仔，每个人心理上都是战战兢兢地。老板怕亏本倒闭，打工仔怕被“炒鱿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谓“组织”的人群都是快速拼凑起来的，来自四面八方，都是为“淘金”而来，相互都是生死竞争者，没有相处之前没有感情，就是在一块相处共事也产生不了感情，毕竟生存竞争是第一位的，都是你“死”我“活”（你走我留你降我升）的利益关系。倒是越在一块共事的关系越形同陌路人。
人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使得“人性”的东西都不得不抛于脑后（或说顾不了），而“狼性”得到最大程度地激发。无论进攻性还是防守性上来说，都是从主动意识到下意识全方位的。当老板的人（包括外国老板外资老板当地老板）原本心不坏也不恶，可一旦成为“经济动物”（老板这个职业应该列入标准的经济动物），他们内心柔软的产生善的那一块人体组织，就被金钱这个冰冷的盔甲完全包裹起来。他们虽然不直接管理工厂，但他们放纵聘请的高管人员压榨员工，或至少也是装得看不见。甚至说这是他们希望的，因为“压”才能“榨”出“油”来。
老板用的高管人员百分九十九都不是香港人不是台湾人更不是欧美人而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大陆人。这些高管人员薪水高于普通员工五倍十倍甚至十五倍，为了保住他们自己不失去这个薪水机会，他们对员工的“管理”是卖力的（至少面上看是这样）。这些经理级以上人员会向老板申请“特权”，即他们自己可以不与普通员工一样打考勤卡，他们申请的理由是晚上经常要为工厂陪客户喝酒娱乐（属于工作内容）到后半夜，白天他们要睡觉。所以上班迟到早退管理制度对经理级以上的人员没有约束力。但他们不允许他们手下工人或是文员迟到早退，否则他们会很不客气的让他们走人。
普通员工被要求“走人”（炒鱿鱼）是很平常并极其简单的事，它可以毫无前兆地瞬间发生，一个班长说他手下某个工人不听话，车间主任就可能对班长说“你叫他马上走人”，这个某工人就必须走人了（99年时南部沿海私营企业对员工管理根本无视“劳动法”，基本当其不存在），多数被炒的人工资也是结不到的，因为扣掉工人工资的罚款理由可以有千万条。普通员工对被炒虽是害怕，但也无奈久之也习惯了，用人的工厂也是很多的，出这个厂门进那个厂门，上午被这个厂炒，下午又进别的厂干活了。
经理级的人员是不是就能做长呢，其实他们更难做长久。他们工资高，每年都要求加薪，老板只要留用他，就不得不给他们加，所以越加越高，终于老板不愿再给他加了。一些人见没有了再加薪的机会就自己找新门路走了。也有的是老板想让这人走（不出业绩或用的不满意），用不加薪的方法暗示他该走了，这人也不得不走。这些经理级人员比普通员工更怕被炒鱿鱼，因为他们的薪水高再找下一家是很费力的，会很长时间找不到下家，甚至再也找不到下家。所以这些经理级的人员大部分希望能稳定在一个地方做，但这又由不得他们决定。所以，我在工厂期间经常见经理级的换了新人。
车间主任不经常被炒，因为车间主任在一线，当上主任基本上是靠实力杀上来的。一方面说车间工人在是底层，几乎所有的工厂管理框框条条都可以套到他们头上，很值得同情。但车间工人素质也的确上不了档次。车间难管的“刺头”工人也是数不胜数，都是才从山沟田野走出来的，那里肯服气工厂这么多条条框框的管束。“管代”就着重在车间培养那些敢用野蛮手段管事的人（敢骂敢打），以“蛮”制“蛮”来摆平车间里那些敢捣蛋的工人。所以车间主任是不轻易换动的，因为车间这块地盘是靠他打下来的，换一个新的来很难压阵，要出乱子，产量质量进度都不保住那可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