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交出后，我的心就一直悬着。虽说报告中对项目的风险已做有余地预估，但真就这样以这个虚拟的
“可行性报告”去指导实施投资，那这行动可就盲目到极点了。先不要说投几百万，就是丢个几十万元下去也不是小数字，我不能不提心吊胆。
这么重大的事情，投资者本应直接找我面谈才是，但老板从没有为此事找我，我顾忌伟叔，也不敢主动去找老板。
在我与老板之间，伟叔就是一堵无形的铜墙铁壁，咫尺间距却无法正常说话。
只能在给他的可行性报告前面又加上一些罗嗦。再次强调如果真要投资，必须对上海投资环境基本情况有个较为详实的考察了解，只有在对上海涉及投资的各种因素都有了一个直观的，实际的认识，才能对在上海开办销售公司作到心中有数，在未对当地实际了解之前，用假想指导行动必然把事情办糟，上海是个大都市,市场消费是巨大的，竞争也是白热化的，那儿可是强者争食，万万不可轻率。
起步初期，在上海到底铺多大摊子，要根据考察后的实际情况来酌定，基础条件好就把期望值放高，条件尚不充分，步子就小一点，以免造成经济上的严重损失。
在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纸上谈兵的。尽可能在上海找一个合作者，借助这个当地合作者己有的基础，可使起步迅速，缩短筹办时间，减少开办费用，加快项目见效益。
也有利今后扩张。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上海当地合作者就什么也干不了，但是要以高成本为代价的，对此投资者要有心理准备。
我想把问题说得严重点以引起重视，又怕说过了适得其反，他本就
“唱衰”这个投资项目，再让他从我这儿逮到话柄，不知又要在老板面前把我如何说三道四。
我在文字中加进了明确支持老板投资的意思，我认为，老板赚了钱，有了一定承受风险的经济能力后，其所获利润的去向第一首选仍然是再投资，因为他们现在的成功获益，正是来自他们先前投资的勇气。
老板作为再投资人必定有其周详的考虑，他们不会拿巨额投资当儿戏。
可行性报告要完整地表现老板的投资设想，不清楚老板具体想法，可行性报告变成了执笔者单方面的猜测。
所以我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倾听老板的指示。我不肯定这些话能不能从他这儿转达到老板那里，但我还是得写出来。
交了那份可行性报告后，我以为伟叔（或者老板兄弟）用不了几天就要来找我谈话。
不料，我完全想错了。三天过去了没找我，七天过去了也没找我，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人找我，甚至连提一提那回事的都没有，就像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了动静。
这算什么事呢，让写就写，还许诺什么
“平起平坐了”
“拿高薪了”，末了却是连声息都没有了，这真是怪怪地。我几次想走进办公室去问他，最后还是忍住了没去问。
进入这家工厂，几年来我一直是这么忍着，虽是无奈但也有因。毕竟是他伟叔看我儿子的面才接受我进这家工厂的，给的工资也比我期望的多一倍，这些
“恩惠”都成了我精神上的压力，对他的专横不得不忍受。也曾想甩掉这个精神包袱，做回自我，又恐被他认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包袱也就越压越重，只得任由其拿捏，有时我感觉要窒息了。
另一个，束缚自己的原因是，来这个工厂第一天，发现这儿全是二十几岁的（后来知道，像我这样快五十岁的除了老板亲戚再没有别人），这似乎是在提醒我，打工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年纪大的吃不开。
果然，在我进厂才几天，办公楼里的年轻人都恭敬地管我叫
“叔”，来南粤前还从没有那个单位里把我叫叔的，一旦被整个群体叫做叔，那我岂不真的老了，那就得像叔的样子，性格脾气都得包装一下，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年轻了，要表现的平和大度，遇事忍让不好与人计较，更不能与人翻脸，若大年纪与人与人翻脸要招惹人笑话（后来就发生过管生产的老总与伟叔在办公室门口对骂
“丢老母”，引起整个写字楼的年轻人幸灾乐祸）的。所以，要学会绝对忍让，特别不能与伟叔发生争吵。
这两个需要忍的理由，让我忍了几年。在工厂院子里我被看成是一个完全没有脾气的
“好叔”，并拿去比伟叔，伟叔听了更加心生恶气。我越忍他，他越恼火，他不信我真服他，总认为我埋有妨害他的目的。
不否认我想接近老板，打工仔总是希望得到老板赏识重用，何况我本就是有着二十年国营企业高层操作经验的管理者，只是在社会变革中背运沦为低层打工仔，可骨子里的不羁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渴望有被老板重用的一天。
这次看样子又没指望了。莫非这次所谓
“非你莫属”又是被耍了。嗨，被耍就被耍吧，都忍几年了，空欢喜又不是第一次，就再忍一次吧。
之后几个月，我心一直不甘，总在盼望新的诱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