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2003年）春节刚过，一家做男鞋代理销售的北京公司电话过来联系，说他们在上海看到了我们牌子的商场专柜，认为我们专柜的女鞋风格洋气也上档次，又是香港公司招牌，就想得到在北京地区的销售代理权。
当时，公司正在拓展国内部分省会城市的销售加盟业务，并没有把北京列在内，是想等一些省会城市加盟代理业务发展成熟点后再来考虑北京这一块。
既然有人提前找上门来，管这块工作的我还是很高兴的，就将电话中了解的对方情况整理成文字交给三老板，征求他的意见，并提出我一人先去北京看一看这家代理公司。
三老板同意我去一趟北京，但不是我一个人去，说等几天他找人一起去。
也就在那个春节前后，南粤包括港奥地区已发生“沙士”（SARS）（非典传染病）病，疫情消息并没有公开，就在我们决定动身去北京的前两天，“沙士”病的消息在各种媒体上暴发性的被披露出来，才知道疫情已在大范围（国内到国外）地区传布开来，并开始不断有该病例在各地死亡的报导，北京也成为疫情严重地区。政府卫生组织为控制疫情扩大，严格控制南粤地区人员流动，去北京更是被限制。
在这种特种情况下，我心想，三老板肯定不会再去北京了，哪个老板会为一点生意上的小事拿命闹着玩呢。可是，完全出乎了我的推测。三老板还是叫上在连锁店生意上给他指导的洪先生与我们一道去北京。
“这些有钱的老板怎么不怕死呢？”我心里这么想。
按说有钱人应该比没钱人要怕死的，有那么些钱在那里吗。可是三老板就与我想的有钱人怕死不是一回事，他好像并没有把“沙士”当多大的一回事。
还有那比三老板更有钱的洪先生好像也与三老板一样是不怕“沙士”的，他还不是为自己的生意去北京，而是因了三老板找他去帮着考察生意场子的，在当时沸沸扬扬传得到处有人病死的恐怖状态下，他要陪着三老板去北京，这不得不让我重新认识这些有钱人。或许正是这样与众的不同，才让他们从穷人变成富人的吧。
好啦。“沙士”就说到这儿吧。
再说说与老板一道出差的感受。
可以说是习惯也可以说是心理素质问题，我是不情愿单独（人多问题不大）的与老板一道出差的。这会让我很不自然，一个打工仔跟着两个有钱的老板出差，不外乎就是一个跟班伙计，跑腿打杂的，处处得听老板吆喝。这对于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年龄的来说，跟老板出差不一定不是件与老板套近乎的好事。可我不是二三十岁了，而是比三老板还要大了几岁，都是孙子的爷爷了，再跟在老板屁股后面当小马仔，无论生理（体力）心理上都已难以适应。
不管适不适应，打工挣饭吃，即使不愿意也要去做。
上路后，一切过程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三老板带一只行李（拉杆）箱。在机场，我上前要从他手里接过来，为他拉着。我的举动让他莫名其妙，“你要做什么？”“帮您拉呀。”“是谁要你帮我拉的？”“我不是得为您拉吗？”“你想哪儿去了？”
“我自己来。”三老板拉着他的箱子进了候机厅。
“你去办一下登机手续，我到那边找一下洪先生。”三老板把两人的机票递给我（机票是他让工厂订票人员给办好的），顺手指一指安检门那里。
当我拿着办好的登机牌来到安检门那里，三老板和洪先生靠墙边站着说话。往这边走时，我心里还在琢磨，三老板不让我为他拉箱子，哪么洪先生的行李箱我要不要帮他拉呢？
其实我的琢磨是多余的。洪先生既没有行李箱也没有行李袋，肩上只背了一个像是过去部队士兵用的那种式样的黄帆布书包，而且看上去那包还是瘪的，完全不像出远门的样子。可能是他满天下的跑惯了，在他出门数千里已与上家门口的菜场一样随便。这是高人啊。
之前我是见过洪先生的，在这里也就点头算是与他招呼了。他继续和三老板说话，说的是他们的客家话，这种语言太古老，我是无法懂的。
那些年乘机，安检门那儿总是争先恐后的人多拥挤，我赶快排在一个长长的队后面。三老板从墙边那儿看到了，朝我摇摇手，意思是不用排。我还是排在那里。他也不再管我，继续他们的说话。
时间到了，安检门开了。我以为他们俩会过来我排队的地方一起过安检。没想到他两人却走到长长的队尾巴上去了，他们不过来，我也不好意思过安检，也只好退到后面他们一起去。
“都不用急的。”洪先生说我。
“牛叔不用急，我们就在后面好啦。”三老板像是在安慰我。
真是不能和他们比，他们飞来飞去的，美洲澳洲满天飞，走南闯北早让他们变得气定神闲起来。飞机在他们就是街上的出租车。而我一个老打工仔，闷在他的工厂院子里一待就是几年，虽说是现在也出来跟着跑了，但脑子和胆子都不再是从前那个样子的了。
后面我们过了安检，摆渡巴士把我们拉到飞机跟前，人们又是争先恐后的抢着上飞机，这次我学乖了，没跟着往前挤，而是跟着他俩老老实实的站在一边，等人都上去了，我们才上。
三老板让我走在前头，进了机舱，空姐为我指明座位方向，我就往里面走。身后，三老板在出示登机牌的同时轻声说了句，“您好。”立即得到空姐礼貌且优雅的回答，“先生您好。您的位子在那儿。”“谢谢。”“不客气。”
空姐为走在最后面的洪先生指座位，洪先生虽不像三老板那样的礼貌用语，却是显得极其轻松，他对空姐说，“我认得你们，我是你们的常客。”“那我们更要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会的，会的。”
我位三人位子在同一排，洪先生在过道的那一边，三老板在过道这一边，隔着过道，两人可以面对面说话。我则挨着三老板坐在里面。
这时机舱里还没有安定下来，前后左右都有人在往头顶上行李厢放行李，坐在三老板后面的一个肥胖女人，正在吃力的举起她的行李箱，我刚要从位子侧过身去帮他一把，三老板已站起身帮她把箱子托起来推进里面。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麻烦您啦。”胖女人很是客气的说。
“没什么，只是帮一下手啦。”三老板很是随意的回答。
飞行途中，三老板始终小声在和洪先生说话。三老板回过头对我说，“我和洪先生说说话，你睡一会吧。”虽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但还是能知道他是在向洪先生学习做连锁店的经验。
我靠在椅背上，想心事。
您说，这世上的道理有时真是说不清楚。
三老板小我几岁，洪先生可能和三老板年龄差不多，单从年龄论我得算是大哥，若论过去的经历，我更要算他们的大哥。我任国企工厂厂长的时候，他们可能才从大陆游过去香港做“老鼠”工（地下黑人口），我升任国企集团老总时，他们也才从香港返回大陆来冒充“港商”掘金来了。当我在国企集团总经理位置上干了十年被迫辞职时，他们却真正成了腰缠万贯的名幅其实的香港富商。我却成了他们手下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打工仔。
有了钱的他们变得“绅士”起来，而身处打工仔的我，心理上却卑怯的如同“乞丐”……
之后，我也就真的睡着了。似乎梦里闻到了饭菜的香味，这香味极力引诱我醒来。“不要叫醒他，让他睡吧。”这是三老板的声音，“那把他的饭放他小桌上吧？”这是空姐的声音。“不用了，让他睡吧。”这又是三老板的声音。
一路上，我真得没让自己醒来。
到达了北京，三老板预先订的那家酒店叫的出租车等在机场，直接把我们送到了。一切手续都是三老板亲自办理，那酒店价格昂贵，押金要二千元且要现金。三老板伸手在裤袋里抄出一把大钞来，足有两三万元，他穿的裤子是美国一个牌子的工装裤，口袋奇多，且口袋深大。
那时（03年）的北京经济和南粤比起来算不上什么，也是穷。几个服务生一见他几万元大钞，就这么随便揣着，眼睛都直直地看着他这个香港有钱人，之后对他那是加了份量的十分客气，包括我也就跟着沾光了。
办完入住手续。三老板问服务生餐厅的楼层，一服务生就带了我们去。三老板让我点餐，我哪里点得了。他就拿过菜牌点了三个，说，“先点四个，不够的话再加。”
等菜上来，三老板说，“牛叔你吃，我们在飞机上吃过了。”他们两人都不动筷子。
天啊，那盘子都是大的，我一人吃三大盘菜。
“吃吧，吃吧，多吃些。”他两人都说。
我这才后悔不该在飞机上用餐时做什么大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