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北方半年，当我再回到南方，进入小区时，碰上了那个我离开时见他还在打球的老头，这次再看到，他已经是歪着身子脚拖地，一寸一寸地往前挪了，我想他是到了尾声了，生命在老年时露出了它的残酷……我庆幸自己还能在网上写写，尽管也是写得慢了许多。这是题外话）
北京之行没有实质性的收获。这件事也如树上多一片叶子少一片叶子那样无所谓的过去了。
连锁销售总是要不断扩展市场的，北京暂时不去做，那就得找别得地方来做。
再做哪一块呢？
以中国地图版块来划分市场区域的方法是通用的。从当时经济（消费）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依次是华南，华东，华中。而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发展都相对较差，有的甚至没有起步，更有地区陷于职工下岗生活无门状态。
三老板公司产品风格走的是时尚性中上消费路线，显然是不适合经济落后地区的。从三老板搁置北京市场已说明了这一点。连首都北京都仍然停留在传统（低消费）水平状态，就更不用说其他北方城市了。
说来说去，当时诺大的中国版图，能谈得上时尚性市场消费的也只有华南华东华中这三块。
既然华东（以上海为中心）华中（以武汉为中心）已开始在做，那也只有华南这一块再来考虑了。
这儿有一个问题。工厂本身就设在华南，老板又是香港人，他从香港过来这边工厂，从深圳海关过来过去的几千几百趟了，对深圳这个城市早已了熟于心，为何不在起头时就从深圳广州市场做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话还得倒回头去说。
在前面章节已经说过，大陆开放早期过来开厂的香港人，不是做服装的就是做鞋的，在我们眼里是港商，是过来投资的，而在香港那边，他们这些过来开鞋厂开服装厂的，其实都是社会底层谋生的，并非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有钱商人。那时有钱的富商对大陆开放政策仍是疑神疑鬼的。倒是把这些机会让底层的得到了，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大陆的，反正也就那几万的港币，大不了亏了再回香港打工赚回来。
当时最有利香港人过来大陆这边赚钱的一个因素，就是关内（大陆）关外（香港）信息不对等。先是香港那边可以接到世界格地的订单，有了订单就可以开厂，开厂也就赚到了钱。
再后来国际订单因同行竞争不断压价难做了，他们就在大陆自己做销售，同样还是利用了信息不对等这个因素。他们给产品取了几个字母名字，就说这个名字是意大利的牌子，美国的牌子，堂而皇之的蒙骗大陆人。反正大陆人（当时）也没几个人能走出去看看这几个字母到底是不是什么国的牌子。大陆人两眼一抹黑，但他们这些香港人相互可都是明白的。一条街上几个香港人的工厂，一个镇上几十个香港人的工厂，都在玩这个猫腻，他们堆积在广深都是你知我知的，也就都不好意思就近玩了。
那就散开来，到内地去玩。
当时对改革开放到底啥意思还都没完全弄明白的内地国人，还没可能上到要消费洋（欧美）货的心理需求（当时国门仍是把得很紧，没几人能去欧美转一转，没有接触与见识自然也就引不起洋文化热）。但深圳特区的闸门提起，让港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如决堤般涌入南粤大地，并随着所有沟渠向广袤的内陆渗透推移，对港文化的消费崇拜热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特别是年轻人（同样包括中老年人）以会模仿几句港星歌曲，穿戴两件港衫为荣。
占尽改革开闸放水先机的南粤，不久就已对港文化司空见惯，而不足为奇了。当神秘面纱淡去后，港文化在南粤盈利功能必然随之降低。精明的香港生意人都是心知肚明的，这也就是三老板为什么要舍去广深市场而要先跑去上海做的原因了。
当然，生意人谁也不会因好不好意思（脸面）就放弃利益机会的。当内地那不多的几块好地被他们这些掠食者挤满时，嘴边这块地也必然不会再让其空闲了（实际上，这块地从起初就没有空闲过，那些先行者早已把这里的市场占得满满的）。
嘴边的地是近便，可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嘴边，是一群列强掠食者的嘴边。竞争的白热化和残酷性是必然的，没有足够的金钱打底和承受亏损的强大心理者，最好不要进入。
更有一个提不上台面的“狗碎”因素，反倒是致命的。
那就是制鞋工厂在珠三角地带扎堆集中，在一般人眼里几百元几千元的一双皮鞋，而在制鞋业员工的眼里不过是几十元成本的（皮革与大底）杂货料，他（她）们可以用各种手段与通道，轻而易举的把这堆杂货料制出的成品不花一分钱的就套在自己的脚上。他（她）们不单套在自己脚上，还要给朋友同事家人脚上都套上一双，如不喜欢立马可为你再换一双。
广深街上行走的人群里，十个怕是有五六个是与制鞋业沾边的人，这些人是别指望他（她）们去商场柜台花钱穿鞋的。刨去这一半穿鞋不花钱的，广深街上也就没剩几个买鞋的了，即使是有买的，也是那些街坊大爹大妈了，他们却根本不是那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在一双鞋子上的人群。更甚到他们都不会进这个价格消费档次的商场。
这是一个多么地上不了台面的杂碎话题。可它对真要在广深这里做皮鞋生意投的钱是要命的。
罗嗦了那么多，无论不利因素有多少，对当老板的来说，生意总是要去做的。
于是，接下来，为设立华南分公司开始了招兵买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