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再来说华南分公司。
华南分公司的专卖店和商场专柜开发集中在圳市和羊城两座城市。冯小姐是华南分公司的经理，这在公司管理架构图上得到明确。如果按架构图执行管理权限，两市市场开发应统一由冯小姐组织指挥。但这儿有个特殊情况，即，在华南分公司设立之前，三个香港同事按着三老板的安排，在承担样品开发的同时介入了圳市市场开发工作，并在圳市商业繁华地段开设了一家专卖店。在三老板脑子里，这家专卖店就是他设立的“黄埔军校”，是为他的公司开拓全国市场女鞋专卖店培训店长的基地。
同时这家专卖店也是三老板进军女鞋零售业的个人“试验田”。
圳市地理位置夹在香港与工厂所在地之间，老板往来香港与工厂途中，可以很方便地去到专卖店销售现场，近距离的观察消费者对公司产品开发及销售fu务等方面的反应，倾听消费者对产品风格质量价位及店员fu务态度与方法方面的议论，除了看和听，他还会主动询问顾客的意见与建议。他把直接从店里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说给我们听，让我们以总部的名义提出整改意见，下发各分公司所有店铺执行。
这家专卖店的店员由三个香港同事直接面试招聘，三个香港同事在选择招聘对象时，只限于两广省份说流利白话（粤语）的应聘者，他们三个都能说流利的粤音国语，但他们还是更愿意说他们的白话，只有使用白话沟通时他们才觉得他们才有做主的感觉，如要他们说国语时，他们觉得有被迫的感觉，是屈于服从地位的。任何一种地方语言都是那个地方的耿久文化凝练成的，绝不只是会说与不会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它是地缘血脉的相互交融，香港本就是粤地地盘。
我对说白话的恐惧，让我非常理解他们用人的这种选择。不出意外，“黄埔军校”专卖店只招收两广白话语系的店员，也必是三老板的意思。
经三个香港同事初审合格的应聘者，须经三老板亲自见面后再确定录用。三老板会细心询问她们对来他公司打工的想法，让她们不受约束地谈对自己能力的看法以及最擅长店铺哪些方面的工作，他从她们的谈话中观察她们的性格脾气，判断她们是否已具有担任店长能力或具有往这方面培养的潜力。如果他认为很满意，就会在香港同事前面已经给出的薪水金额上再给她们加码。这让被录用者心生强烈感激之情。也大大拉近了她们心理上与老板的距离，这些店员后来都成了跟随三老板的忠实者（她们以另一条线的存在向三老板反馈报告店铺的各类信息，三老板甚至可能还从这一条特殊线路听取她们对公司其他人和事的议论。从这个角度论，这些店铺的最基层员工，倒成了公司中高层人员的隐形生杀者）。
可以说，三老板的这一手法非常另类，就是总公司和分公司招用部门经理一级重要岗位人员，他基本上都细的过问，交由伟叔去搞定。但对这家专卖店店员的招聘上他却要亲自把控。足见三老板心中对这家专卖店所寄与的重托。三老板心里清楚，要把公司业绩做上来，关键在所有一线的店铺。而店铺销售业绩是由店长和店员决定的。所以他一定要把住店长培训这个关键环节。
应当承认，那时香港商人在对顾客fu务理念与fu务心态以及fu务方式方法上是比内地在这些方面要强多了。当时社会上从南到北最流行的两句口号式fu务理念是“顾客是上帝”“顾客是衣食父母”，但让消费者真有自己是“上帝”这种感觉的消费场所，这是在深圳与广州这些经济开放较早的城市，而且还是港人过来开的各类店铺。当然，与香港一桥之隔的当地人很快也懂这样做生意的好处了。谦卑热情地fu务于顾客也就成了南部经济开放城市的风气。而内地城市无论规模有多大名气有多高，被说的人文有多好，都还没见到店铺店员以这样谦卑心态对待的顾客的风气。
前面我已写过去沪上分公司那家专卖店看到的情景，几个操南粤口音的四个销售女孩为提升“圣诞节”期间的促销业绩，将自己化妆成卡通人物样貌，两个站在店门外又蹦又叫的招徕路人进店，两个在店内一腿蹲一腿跪的为顾客试鞋。她们四个的这种fu务方式是沪本市店员不会去做的，她们觉得半蹲半跪为顾客试鞋是低三下四，是讨好顾客，她们不愿这样做。而她们习惯地是袖着手靠着柜台在那儿冷眼旁观，一副你买不买关我啥事的架势。做得好的顶多也就能主动对顾客打个招呼，说话和气一点，蹲下来是不可能，跪着是更不可能的。
但沪上专卖里见到的四个南粤口音女孩却是那样自然而然的蹲着跪着一边为沪上女人试鞋一边与沪上女人说笑着，没有谁高贵谁低贱，谁伺^候谁的感觉。
这四个女孩就是从圳市专卖店派去沪上专卖店进行“顾客是上帝”销售fu务示范的。必须说，三老板上面的这些考虑与安排是有一定远见深度的。
但是，事物总少不了“矛盾”“冲突”。三老板的这一得意方案也同样陷于矛盾之中。
首先，冯小姐一上任很快发现在划给她负责的华南分公司市场区域内，另有三个香港人在并行运作，而且是先她而入。她也感觉到香港人是在老板直接指挥下行动，并不归属她的管理。
当她带着人去圳市和羊城的各大商场谈销售专柜业务时，所到商场（三个香港同事虽然只在圳市先开了一家专卖店，但两城的大商场他们却是都已走访过了）的接待人几乎都反问了这样一句：“你们公司不是有几个香港人在与我们谈吗？”
商场接待人员对她来访表现出的不解与冷淡让她很有些难堪，可她却不知如何解释，因为她完全不知道前面香港人与商场谈的条件。内地的商场当然更愿意香港人来与他们谈生意，“港商”听起来多时髦啊。虽然商场各部门（包括招商部门但不限于）管理人员多数本身就是内地过来打工的，但在他们的眼光只投给“洋人”“香港人”。所以，商场内琳琅满目商品牌子，除了“洋”的就是“港”的。
冯小姐来总部找伟叔诉说她在商场所受的冷遇，埋怨几个香港人之前与商场的接触，给她现在拓展市场造成了阻碍。话里意思让伟叔想法让香港人离开她管的市场区域。
伟叔感到这个冯小姐的心思与他一直想把几个人香港人从老板身边弄走的想法甚是吻合，就与她谋划起如何挤兑香港人的事来。伟叔清楚，要把三个香港人一下子都弄走不容易，毕竟三个香港人手上的事，不是内地“打工仔”都能替代的。再者，三老板敢于涉足女鞋专卖店行业，多少也是借了这三个香港人的“胆”。如果贸然把三个香港人全给弄走了，对三老板的打击一定是破坏性的。
尽管三老板在工厂与公司的管理上宽松的大量使用内地打工仔（包括中高层也包括伟叔），但三老板还是更愿意与他从香港带过来的人相处，这可能就是道不清说不明，但切切实实渗在骨子里的地缘“血”文化的因故吧。
三老板肯定内地我们这些内地打工仔在工厂与公司的管理上比香港人也懂也认真，管事干事让他省心放心。但也正是内地人这种管人管事的认真较劲，让他明显地感到了内地打工仔在他面前表现的惶恐与不安，他非常明白他不可能从这些在他面前内心惶恐与不安的人口里听到真实话的。面上看，伟叔好像不害怕哪个老板，做出一副蛮不在乎的与老板平起平坐的样子。在我看来，这都不过是他的虚张声势罢了。他越是这样，就越暴露他内心对老板的心虚，要藏这个掖着那个的。老板岂能不会感知到。由此推，三老板与伟叔之间说话的自由度也是极有限的。
我能感知到，三老板对我是不设防的。但我自己却很清楚，我是不可能与三老板无话不谈的。三老板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也就与我仅限极简单的工作上的问与答。
他希望能与他人平常心的议论他生意上的和人事上的以及管理上等等方面的细碎事，他需在在与人完全自由没有心理压力的天马行空的议论中激发出灵感，灵感让他生出把生意做大的信心与勇气。但他又知道，他不可能在他公司使用的内地打工仔人群中找到或建立起能让他产生灵感的氛围（圈子）。他离不开他身边的香港人。
同是打工仔身份香港人，不会像我们内地人这样在老板面前诚惶诚恐。这肯定是香港与内地在某种文化上的不同而结果不同。只要见到三老板与三个香港同事在一起就能见到他们之间那种谈笑风生的轻松场景。三老板与三个香港人的共事是无间的，他不一定靠他们做多少事管多少人，但他却愿意留他们在身边，他不能少了他们。没有了他们，他会感到孤独与寂.寞。
伟叔心里当然明白，尽管他与三老板共事多年，但关系程度远没有达到也可以说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三老板与几个香港同事之间那的无间境地，
越是这样，伟叔就越发感到了把香港人从老板身边驱离的必要性与紧要性。在他看来，任何人与老板走得近，都是对他的权利的挑战，都是他控制这个院子的威胁。而这些，都是他绝不能容忍的。他是一定要清除的。
他觉得冯小姐是他要做这些的一个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