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宽厅之行，率领上林社科院“援道”工作组，宽厅之行，尤烈还有一项意外收获，为院里，争取到了一个大项目，科研项目。
这个项目，很特殊，之所以特殊，因为它并非社会科学，而是自然科学项目，级别很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而且是重大项目……
按照院志上的说法，倒也基本实事求是，上林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可以，至少可以追溯到1927年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甚至于1915年康奈尔大学中国科学社。具体说，中央研究院文语所（文学语言研究所），以及史社所（历史社会研究所），两个所一部在南京、一部在北平（北伐胜利后），原本和上林没什么关系，别着急，接下来的事儿就该有关系了。
1937年抗战爆发，和南迁的故宫文物一样，大批知识分子也踏上了漫漫，好听了说归正，难听了说逃难征程，南京、北平沦陷前夕，文语所、史社所一部迁至中都。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没过多久，连办公地点，虽然是临时的，还没来得及找到，中都随即吃紧。
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拓跋宏锐意汉化，决定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朝中鲜卑贵族极力阻挠，转而曲线救国。十七年，拓跋宏亲率三十万大军，打着伐齐名号浩荡南下，专拣阴雨连绵的季节，专拣泥泞不堪的道路，到洛阳时队伍已经快垮了，百官叫苦，拓跋宏佯怒：“今者兴动不少，功而无成，何以示后?”不走也行，反正人挺齐，干脆把朝廷搬到洛阳，两害相权，哪有不山呼万岁的。
尽管重兵布防，但中都失守依然比预想中快得多，刚刚落脚的文语所、史社所，除少部分分散转移外，大都选择留下，再这么跑下去也确实没什么意思，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哪天算一站呢。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以两所滞留中都人员为基础，组建（伪）中央研究院一分院，也就是个壳，好歹算是有了名分，研究院本身兵荒马乱始终未能正常运行，一分院自然强不到哪儿去。
建国初期，连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还只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而已，省级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还不知大门朝那边开，上林省社会科学院便已经成立。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省社科院陆续诞生、独立或重建，上林社科院则从正局级升格为副部级，至今仍是国内所有省级，科学院情况复杂一些，至少社科院中的独一份。
与此同时，去掉“省”字，由“上林省社会科学院”，改名为“上林社会科学院”。听着好像没什么区别，实则不然，打个比方吧，广州市警备区、广州军区，听着也差不多，前者仅限广州市范围，正师级，主官大校衔，后者则统驭广东、广西、海南、湖北、湖南四省一区，算上海疆辖区全国第一，正大军区级，主官中将（高配上将）衔，公孙可知……
中央研究院一分院，理论上，应该也算是上林社科院，首任院长，名叫周兆君。
周兆君，祖籍山阴，也就是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现为佛山市的一个区。废除科举前，年仅十一岁的周兆君，成为最后一届秀才，关门秀才，不久后，进入中山大学前身，格致书院。
中山大学，不是莫斯科那个啊，广州中山大学，校史上说，孙中山先生创建，距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历史，但这两句之间，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格致书院，名字很中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先生出资兴建，后改名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再之后并入中山大学。周兆君读的，是中等学堂部分，数理化，兼有部分国学内容，且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功底。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远房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电影《博物馆奇妙夜》里，大厅里骑马的蜡像），退还“庚子赔款”，《辛丑条约》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后追加为全部。组建基金会，并资助中国兴办新式教育，清华大学随即成立，起初是作为留学预科学校，民国五年，周兆君考入该校外文系。
在校期间，周兆君不仅成绩优异，而且热心各种社会活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清华学生领袖之一，并于民国九年，通过考试，以平均近八十五分的高分，获得庚款奖学金。那时候的庚款留学生，大部分都是理工科，文科很难，名额少不说，专业还没得选。周兆君打了个擦边球，报的是农学，进入康奈尔，半年后转校，来到梦寐以求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
哥大原本想将周兆君留下，一份不错的教职，权衡后，选择回国，没那么酸，什么特务抄家，重重设卡，甚至拿战俘飞行员，本来就应该遣返的战俘飞行员，去换，就差说枪林弹雨偷渡了。当年的留洋博士，直接授予教授头衔，回到广东老家，中山大学，那时候叫国立广东大学。广东之所以没有一所名叫“广东大学”的学府，原因就在于此，和《上海日报》是英文报纸，上海市委机关报叫《解放日报》，一个道理。
1927年，中研院成立，受留美时，几个老同学之邀，周兆君再次北上，进入历史社会研究所，历任东方史组组长，历史科副科长、科长，副所长。抗战爆发，以代所长身份，随史社所迁来中都，并淹留于此，一分院成立，任院长，兼中研院（伪）副院长，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林省国民政府参议、委员……
当年的，说沦陷区也行，说伪政权也行，内部，教育科学界，周兆君很有那么一号，否则也当不上立法委员，类似今天的香港立法会，界别议员，广泛代表性，具体到历史学界，则差不多是个权威了。最具影响的学术成果，如果能算学术成果的话，大都也出自这一时期，其中最有名的，便要数一度从者如潮的“中日一元论”：
始皇二十八年，方士徐福上书，称东海之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大仙山，愿为求仙心切的皇帝一试，得到应允和支持。集结童男童女数千人，并粮食、衣履、药物、农具等无数，农具比较搞笑，寻仙为什么带这个。
三十七年，秦帝东巡，也就是死在沙丘那次，自知时日无多，亲临督促渡海求仙。徐福自知躲不过，推说海上遇到大鲛，也就是鲨鱼，碰巧秦始皇刚做了个与海神交战的梦，加派很多水手和武士，浩浩荡荡出海，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周兆君考证，不知怎么考证的，徐福东渡，来到一片“平原广泽”，今天的日本列岛九州岛，“止王不来”，留在当地。后来的日本人，都是那数千童男童女后代，而徐福自己，则成为首任天皇，天照大神的儿子，神武天皇，全名神倭伊波礼毗古命。
换言之，国如中原国，人是上古人，日本人，才是纯粹的华夏后裔，而本土的那些，包括他自己，反倒不纯，混入了四方蛮夷血统。日本，大日本皇军，来到中国，不是侵略，是回家，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帮助中国人，恢复华夏正统。爱不爱国，爱国，敬不敬祖宗，敬祖宗，那就结了，既然爱国，既然敬祖宗，就麻利儿地打开大门迎皇军。
“中日一元论”，起初作为“大东亚共荣”的有益补充，得到国内，沦陷区或者伪政权，历史学界一致拥戴。后来更厉害了，传回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日后东京审判二十八个甲级战犯之一，大川周明高度赞扬，升格为有机组成部分。
邀请周兆君访日，共同寻找徐福，东渡日本遗迹。还真不错，光徐福墓，一口气就找到二十多个，比杨贵妃墓还多。富士山，应该是“（徐）福氏山”，福岛，核泄漏那个，福冈、福山，要什么有什么……
抗战胜利，周兆君被国民政府，这次是正牌的，自诩正牌的，以汉奸罪起诉，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关押在省陆军监狱。解放前夕，狱中犯人一部南迁，一部就地处理，主要是重刑犯，周兆君本属于后者，所幸狱长是他曾经的学生，趁乱一放了之。
原打算去香港，母校，曾经的岭南大学，计划在港复校，直至十几年后才最终成型，八大公立大学之一，邀请周兆君，没来得及脱身。接下来，镇压反革命，以他的历史问题，本该重新逮捕，结果却没有。
原因有二，其一，周兆君是老牌党员，**员，几乎比当时上林省内所有党政军干部都老牌：
1924年秋，自美国学成归来的周兆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革命圣地广州任教，其间，加入全国范围内，只有不到一千党员的中国**。次年1月，赴上海参加**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顶替因罢工不合，被同乡打伤的杨殷（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充当中方人员，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之间的翻译。
此外，周兆君还是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领导广东、广西、福建一部、香港党组织，直接在委员长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委员会在一座三层小骑楼办公，当中，作为掩护的一家药店，登记注册，用的就是周兆君的名字。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发动政变，第一次**开始。周兆君当时在上海，白色恐怖中心上海，参与筹组中央研究院，听说后吓得不轻，立即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脱离与**一切关系……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建国后，上林第一任省委书记，姓林，与周兆君“有旧”：
林书记原为四野某兵团副司令，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一二九师、太岳军区、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军区，担任政工工作主要负责人。用林书记，半开玩笑的话说，虽然没见过面，但自己应该算是周兆君，周教授的私淑弟子。
调到太岳军区前后，是抗战，尤其敌后战场，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正是这一时期，为鼓舞军民士气，曾经的大学生，上了一半“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林书记，编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小日本，咱孙子》。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灵感就来自于“中日一元论”，每到一处，县城或者比较大的镇，林书记头一件事，找书店，找报摊，没看过的书报都买下来，偶然间，读到了周兆君的大作。
《小日本，咱孙子》，前面的部分，基本都是从“中日一元论”，周兆君相关文章中抄过来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求仙，童男童女，徐福东渡，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直至神武天皇，富士山，福岛，福冈，福山等等。可惜了，林书记也是至此才意识到自己的漫画天分，一步走错，上了革命的船，否则国漫早一带一路了。
结论部分，与周兆君刚好相反，中日一元，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周兆君借以论证东亚共荣，林书记则推倒出“小日本，咱孙子”。既然日本人都是徐福带去，几千童男童女的后代，那就是咱孙子，你瞧，到现在，个子还没长起来呢……
林书记做主，周兆君当过汉奸的事儿，算了，不就是写写文章着着书么，也没什么血债，言者无罪，改了就好。
周兆君的工作，也是林书记亲自过问之下，安排的。还留在新组建不久的上林省社会科学院，当领导不可能，研究员，几年后，第一次评一、二级教授、研究员，全省只有六个，周兆君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省党史研究室，也是研究员，后来还当过政府参事、政协委员，70年代初去世，算是寿终正寝……
新中国成立后的周兆君，直至二十年后去世，无论社科院，亦或党史研究室，都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闲人，基本不上班，也没人叫他。按月领工资，党史研究室不清楚，社科院这边，相当于院党委委员一级待遇，就是了。偶尔有熟人，去看看他，似乎很忙，整天埋在资料书籍中，不知研究些什么，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从未见拿出过什么成果。
唯一的亮点，是帮助考证出了，**“四大”的准确会址。
按照早期党章上的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一年一届，1921年一大，1922年二大，1923年三大，四大比较特殊，1924年国共合作，革命*，异常繁忙，拖到了1925年初。建国前，**在国内总计召开过六次代表大会（六大莫斯科），“四大”纪念馆建立最晚，也是唯一没有旧址的。
关于四大会址，原本，党史上的论述，上海闸北区横浜桥六号，但问题是，闸北根本没有叫“横浜桥”的地方，只有横浜路，且横浜路并无六号。参与者回忆，是一座石库门，在上海通往吴淞的铁路旁，离川公路不远，临近租界，也明显与横浜桥六号的说法相违。
60年代，上海市下决心，一定弄清，再不弄清就晚了，四大确切会址。四十年前出席过会议的代表中：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李启汉、王荷波、项英、杨殷、汪寿华、向警予，已经先后牺牲；谭平山、朱锦棠脱党，前者重入国民党，后者隐居；彭述之、尹宽成为托派，真的托派，一个流亡海外，一个正在狱中服刑；李立三、罗龙章有重大历史问题，外加周恩来、李维汉，时隔多年，只能提供只言片句线索。
最终，相关部门辗转，找到了周兆君。尽管健康状况始终很糟糕，但周兆君还是拖着病体，前后去了三次上海，结合资料，进行实地辨认，算是给历史，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经多方努力，至80年代，将中国**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基本确定为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十四弄二十八支弄，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八号，当年叫做白保罗路和平坊，1932年毁于兵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