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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小日本咱孙子(1 / 1)

此次宽厅之行,率领上林社科院“援道”工作组,宽厅之行,尤烈还有一项意外收获,为院里,争取到了一个大项目,科研项目。

这个项目,很特殊,之所以特殊,因为它并非社会科学,而是自然科学项目,级别很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而且是重大项目……

按照院志上的说法,倒也基本实事求是,上林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可以,至少可以追溯到1927年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甚至于1915年康奈尔大学中国科学社。具体说,中央研究院文语所(文学语言研究所),以及史社所(历史社会研究所),两个所一部在南京、一部在北平(北伐胜利后),原本和上林没什么关系,别着急,接下来的事儿就该有关系了。

1937年抗战爆发,和南迁的故宫文物一样,大批知识分子也踏上了漫漫,好听了说归正,难听了说逃难征程,南京、北平沦陷前夕,文语所、史社所一部迁至中都。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没过多久,连办公地点,虽然是临时的,还没来得及找到,中都随即吃紧。

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拓跋宏锐意汉化,决定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朝中鲜卑贵族极力阻挠,转而曲线救国。十七年,拓跋宏亲率三十万大军,打着伐齐名号浩荡南下,专拣阴雨连绵的季节,专拣泥泞不堪的道路,到洛阳时队伍已经快垮了,百官叫苦,拓跋宏佯怒:“今者兴动不少,功而无成,何以示后?”不走也行,反正人挺齐,干脆把朝廷搬到洛阳,两害相权,哪有不山呼万岁的。

尽管重兵布防,但中都失守依然比预想中快得多,刚刚落脚的文语所、史社所,除少部分分散转移外,大都选择留下,再这么跑下去也确实没什么意思,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哪天算一站呢。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以两所滞留中都人员为基础,组建(伪)中央研究院一分院,也就是个壳,好歹算是有了名分,研究院本身兵荒马乱始终未能正常运行,一分院自然强不到哪儿去。

建国初期,连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还只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而已,省级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还不知大门朝那边开,上林省社会科学院便已经成立。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省社科院陆续诞生、独立或重建,上林社科院则从正局级升格为副部级,至今仍是国内所有省级,科学院情况复杂一些,至少社科院中的独一份。

与此同时,去掉“省”字,由“上林省社会科学院”,改名为“上林社会科学院”。听着好像没什么区别,实则不然,打个比方吧,广州市警备区、广州军区,听着也差不多,前者仅限广州市范围,正师级,主官大校衔,后者则统驭广东、广西、海南、湖北、湖南四省一区,算上海疆辖区全国第一,正大军区级,主官中将(高配上将)衔,公孙可知……

中央研究院一分院,理论上,应该也算是上林社科院,首任院长,名叫周兆君。

周兆君,祖籍山阴,也就是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现为佛山市的一个区。废除科举前,年仅十一岁的周兆君,成为最后一届秀才,关门秀才,不久后,进入中山大学前身,格致书院。

中山大学,不是莫斯科那个啊,广州中山大学,校史上说,孙中山先生创建,距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历史,但这两句之间,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格致书院,名字很中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先生出资兴建,后改名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再之后并入中山大学。周兆君读的,是中等学堂部分,数理化,兼有部分国学内容,且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功底。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远房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电影《博物馆奇妙夜》里,大厅里骑马的蜡像),退还“庚子赔款”,《辛丑条约》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后追加为全部。组建基金会,并资助中国兴办新式教育,清华大学随即成立,起初是作为留学预科学校,民国五年,周兆君考入该校外文系。

在校期间,周兆君不仅成绩优异,而且热心各种社会活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清华学生领袖之一,并于民国九年,通过考试,以平均近八十五分的高分,获得庚款奖学金。那时候的庚款留学生,大部分都是理工科,文科很难,名额少不说,专业还没得选。周兆君打了个擦边球,报的是农学,进入康奈尔,半年后转校,来到梦寐以求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

哥大原本想将周兆君留下,一份不错的教职,权衡后,选择回国,没那么酸,什么特务抄家,重重设卡,甚至拿战俘飞行员,本来就应该遣返的战俘飞行员,去换,就差说枪林弹雨偷渡了。当年的留洋博士,直接授予教授头衔,回到广东老家,中山大学,那时候叫国立广东大学。广东之所以没有一所名叫“广东大学”的学府,原因就在于此,和《上海日报》是英文报纸,上海市委机关报叫《解放日报》,一个道理。

1927年,中研院成立,受留美时,几个老同学之邀,周兆君再次北上,进入历史社会研究所,历任东方史组组长,历史科副科长、科长,副所长。抗战爆发,以代所长身份,随史社所迁来中都,并淹留于此,一分院成立,任院长,兼中研院(伪)副院长,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林省国民政府参议、委员……

当年的,说沦陷区也行,说伪政权也行,内部,教育科学界,周兆君很有那么一号,否则也当不上立法委员,类似今天的香港立法会,界别议员,广泛代表性,具体到历史学界,则差不多是个权威了。最具影响的学术成果,如果能算学术成果的话,大都也出自这一时期,其中最有名的,便要数一度从者如潮的“中日一元论”:

始皇二十八年,方士徐福上书,称东海之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大仙山,愿为求仙心切的皇帝一试,得到应允和支持。集结童男童女数千人,并粮食、衣履、药物、农具等无数,农具比较搞笑,寻仙为什么带这个。

三十七年,秦帝东巡,也就是死在沙丘那次,自知时日无多,亲临督促渡海求仙。徐福自知躲不过,推说海上遇到大鲛,也就是鲨鱼,碰巧秦始皇刚做了个与海神交战的梦,加派很多水手和武士,浩浩荡荡出海,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周兆君考证,不知怎么考证的,徐福东渡,来到一片“平原广泽”,今天的日本列岛九州岛,“止王不来”,留在当地。后来的日本人,都是那数千童男童女后代,而徐福自己,则成为首任天皇,天照大神的儿子,神武天皇,全名神倭伊波礼毗古命。

换言之,国如中原国,人是上古人,日本人,才是纯粹的华夏后裔,而本土的那些,包括他自己,反倒不纯,混入了四方蛮夷血统。日本,大日本皇军,来到中国,不是侵略,是回家,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帮助中国人,恢复华夏正统。爱不爱国,爱国,敬不敬祖宗,敬祖宗,那就结了,既然爱国,既然敬祖宗,就麻利儿地打开大门迎皇军。

“中日一元论”,起初作为“大东亚共荣”的有益补充,得到国内,沦陷区或者伪政权,历史学界一致拥戴。后来更厉害了,传回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日后东京审判二十八个甲级战犯之一,大川周明高度赞扬,升格为有机组成部分。

邀请周兆君访日,共同寻找徐福,东渡日本遗迹。还真不错,光徐福墓,一口气就找到二十多个,比杨贵妃墓还多。富士山,应该是“(徐)福氏山”,福岛,核泄漏那个,福冈、福山,要什么有什么……

抗战胜利,周兆君被国民政府,这次是正牌的,自诩正牌的,以汉奸罪起诉,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关押在省陆军监狱。解放前夕,狱中犯人一部南迁,一部就地处理,主要是重刑犯,周兆君本属于后者,所幸狱长是他曾经的学生,趁乱一放了之。

原打算去香港,母校,曾经的岭南大学,计划在港复校,直至十几年后才最终成型,八大公立大学之一,邀请周兆君,没来得及脱身。接下来,镇压反革命,以他的历史问题,本该重新逮捕,结果却没有。

原因有二,其一,周兆君是老牌党员,**员,几乎比当时上林省内所有党政军干部都老牌:

1924年秋,自美国学成归来的周兆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革命圣地广州任教,其间,加入全国范围内,只有不到一千党员的中国**。次年1月,赴上海参加**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顶替因罢工不合,被同乡打伤的杨殷(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充当中方人员,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之间的翻译。

此外,周兆君还是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领导广东、广西、福建一部、香港党组织,直接在委员长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委员会在一座三层小骑楼办公,当中,作为掩护的一家药店,登记注册,用的就是周兆君的名字。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发动政变,第一次**开始。周兆君当时在上海,白色恐怖中心上海,参与筹组中央研究院,听说后吓得不轻,立即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脱离与**一切关系……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建国后,上林第一任省委书记,姓林,与周兆君“有旧”:

林书记原为四野某兵团副司令,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一二九师、太岳军区、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军区,担任政工工作主要负责人。用林书记,半开玩笑的话说,虽然没见过面,但自己应该算是周兆君,周教授的私淑弟子。

调到太岳军区前后,是抗战,尤其敌后战场,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正是这一时期,为鼓舞军民士气,曾经的大学生,上了一半“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林书记,编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小日本,咱孙子》。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灵感就来自于“中日一元论”,每到一处,县城或者比较大的镇,林书记头一件事,找书店,找报摊,没看过的书报都买下来,偶然间,读到了周兆君的大作。

《小日本,咱孙子》,前面的部分,基本都是从“中日一元论”,周兆君相关文章中抄过来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求仙,童男童女,徐福东渡,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直至神武天皇,富士山,福岛,福冈,福山等等。可惜了,林书记也是至此才意识到自己的漫画天分,一步走错,上了革命的船,否则国漫早一带一路了。

结论部分,与周兆君刚好相反,中日一元,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周兆君借以论证东亚共荣,林书记则推倒出“小日本,咱孙子”。既然日本人都是徐福带去,几千童男童女的后代,那就是咱孙子,你瞧,到现在,个子还没长起来呢……

林书记做主,周兆君当过汉奸的事儿,算了,不就是写写文章着着书么,也没什么血债,言者无罪,改了就好。

周兆君的工作,也是林书记亲自过问之下,安排的。还留在新组建不久的上林省社会科学院,当领导不可能,研究员,几年后,第一次评一、二级教授、研究员,全省只有六个,周兆君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省党史研究室,也是研究员,后来还当过政府参事、政协委员,70年代初去世,算是寿终正寝……

新中国成立后的周兆君,直至二十年后去世,无论社科院,亦或党史研究室,都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闲人,基本不上班,也没人叫他。按月领工资,党史研究室不清楚,社科院这边,相当于院党委委员一级待遇,就是了。偶尔有熟人,去看看他,似乎很忙,整天埋在资料书籍中,不知研究些什么,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从未见拿出过什么成果。

唯一的亮点,是帮助考证出了,**“四大”的准确会址。

按照早期党章上的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一年一届,1921年一大,1922年二大,1923年三大,四大比较特殊,1924年国共合作,革命*,异常繁忙,拖到了1925年初。建国前,**在国内总计召开过六次代表大会(六大莫斯科),“四大”纪念馆建立最晚,也是唯一没有旧址的。

关于四大会址,原本,党史上的论述,上海闸北区横浜桥六号,但问题是,闸北根本没有叫“横浜桥”的地方,只有横浜路,且横浜路并无六号。参与者回忆,是一座石库门,在上海通往吴淞的铁路旁,离川公路不远,临近租界,也明显与横浜桥六号的说法相违。

60年代,上海市下决心,一定弄清,再不弄清就晚了,四大确切会址。四十年前出席过会议的代表中: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李启汉、王荷波、项英、杨殷、汪寿华、向警予,已经先后牺牲;谭平山、朱锦棠脱党,前者重入国民党,后者隐居;彭述之、尹宽成为托派,真的托派,一个流亡海外,一个正在狱中服刑;李立三、罗龙章有重大历史问题,外加周恩来、李维汉,时隔多年,只能提供只言片句线索。

最终,相关部门辗转,找到了周兆君。尽管健康状况始终很糟糕,但周兆君还是拖着病体,前后去了三次上海,结合资料,进行实地辨认,算是给历史,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经多方努力,至80年代,将中国**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基本确定为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十四弄二十八支弄,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八号,当年叫做白保罗路和平坊,1932年毁于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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