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春宝把压在箱子底多年的长衫拿出来穿，宝珠问他今天去做什么，几点钟回来，春宝站在镜子前系着扣子，说今天要去银行兑一张支票，然后去浦东厂里看新运来的木头，事体多，晚上就不过江回家了。
吃完早饭，春宝就坐车出去了，宝珠拿了凳子踩着从大衣柜上面把皮箱拿下来，这还是当年打算跟傅崇思私奔带的那口箱子，她摩挲着蒙尘的皮箱，想起那个下雪的夜晚，已经错过了一次，不能错过第二次了，宝珠的细软很少，就是一个首饰匣子和几件衣服，正好装满一个皮箱，她的私房钱大多贴补了傅崇思，身上只剩下一百多块钱，待会出去找个烟纸店，拿五块钱换成铜钿零花，这还是春宝教给她的法子。
刚过中午，宝珠就按捺不住了，她拎着皮箱下楼，打算从后门出去，听到楼梯响，娘姨就从后天井过来了，拿着一个信封说：“太太，这是先生叫阿福捎回来的。”宝珠放下皮箱，接了信封，从敞口里抽出一张汇丰银行的本票来，上面印着一千元的字样，这笔钱正好能解燃眉之急，宝珠没细想，把支票放进包里就离开了这个家。
福开森路上的公寓，宝珠拎着皮箱走进大门，她不知道傅崇思会给自己什么样的答复，但这口皮箱会让他明白自己的决心。上了楼，敲门，半天没人应，楼下门房闻声上来，说傅先生一早就退租走了，宝珠顿觉不妙，问门房傅先生有没有留下书信之类的，门房说没有，伊拉走的急匆匆的，一句多的话都没留，怕宝珠不信，他还拿钥匙开了门，傅崇思果然已经搬走了，走的慌张，地上扔着许多零乱的稿纸，是他给报社写的新派爱情白话诗。
宝珠心凉透了，皮箱无力的松脱落地，她知道傅崇思承受不了这么重的压力，他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可能养的了未出世的孩子，可是还有自己啊，两个人携手并肩，什么苦难面对不了，这个男人又一次的选择了逃避，和上回如出一辙的是连一句话都没留。
宝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怎么上的电车，怎么进的家门，她只看到面前摆着一碗阳春面，本该在浦东厂里的春宝此刻就坐在对面。
春宝什么都没说，默默将皮箱拿上楼去了，他上午确实先去银行把支票兑了，然后开出一张一千元的本票来，让阿福送回家交给娘姨，带话说如果看到太太拎着皮箱下楼就把信封交给她，如果没拎皮箱就不用交。他也没去浦东，而是在南市岳父那里坐了一下午，傍晚就回来了，听娘姨说了宝珠离开时的情形，并没有愤怒和悲伤，结婚三年来，夫妻感情并不美满，几次自己打算把母亲从徐州接来享福，都被宝珠呛了回去，有时候宝珠生气起来，还会骂自己是娘姨养的，既然她要走，春宝就不会留，反而会给上一笔盘缠，就像那年送她去闸北火车站那样，好歹夫妻一场，也算尽了情分。
但宝珠竟然没有走，她又回来了，整个人失魂落魄，不用猜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春宝不问，也不想问，愿走愿留，全凭宝珠做主。
宝珠病了一场，春宝带她去看医生，医生把了脉说恭喜，不是病，这是喜脉，但夫妻二人脸上都没有喜色。
天主教不兴堕胎，宝珠只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一个男婴降生在法租界广慈医院，七斤半，健康茁壮，宝珠给他取名约翰，林延鹤夫妇抱了外孙，开心的不得了，在南市的大富贵酒楼定了三十桌宴席的满月酒。
之秋突然接到上海来的电报，隐隐中就觉得有大喜事发生，寻常事不值得拍电报，写信足矣，翻出邮局买的电码本把电文翻出来，果不其然，宝珠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人都替春宝高兴，刘邵氏说大凤真有福气，头胎就是大胖孙子，大凤喜得合不拢嘴，不知道说啥好了，家慧默默地笑，她肚里的孩子已经六个月大了，不知道这回是男娃，还是第四个女儿。
大凤先去陈三坟上烧了纸，回来央求之秋替自己买票去上海。之秋晓得春宝的难处，但是做祖母的要去看孙子也是天经地义，只得拍电报过去祝贺以及询问，春宝次日回电，就一个字：可。
隔了两日，之秋送大凤姨去上海看孙子，如今上海到北平线已经全线贯通，不再需要转车，坐三零一次沪平联运通车到上海只要不到一天一夜时间，以前要在浦口中转一次，人和货都要蚂蚁搬家一样摆渡过江，现在长江两岸架设了活动引桥，中间用轮渡载了车厢，过江只需要四个钟头而已，但票价也涨了许多，这一趟行程下来要五十多块钱。
之秋和大凤抵达上海的时候，宝珠和孩子已经从广慈医院出来了，在家里坐月子，林太太和一个奶妈，一个娘姨伺候产妇和婴儿，根本用不着粗手笨脚的婆婆帮忙，大凤当着林太太的面，打开层层手帕拿出一片银锁来，献宝一样拿给儿媳妇，宝珠随手接过搁在桌子上，奶妈怀抱着小约翰，故意露出孩子粉嫩小胳膊上系着的足赤金铃铛，大凤看不懂意思，只伸手要接孩子，奶妈说小孩子认生，生人抱要哭的，大凤讪讪地收了手，说这孩子真俊，随他娘。
之秋惦记着家里妻儿，没在上海常住，把大凤姨留下就回去了，春宝在一楼厢房里给母亲铺了床，带她去了大马路、外滩和大世界游览，大凤感慨说你娘这辈子是活值了，可惜你爹死得早，享不了这个福。但大凤终究在南方住不惯，上海人家吃饭都是小碟子小碗，顿顿米饭不说，菜还口轻，吃不着烙馍馍和盐豆子，大凤嘴里没味道，哄孩子伺候月子轮不到她，就是找个人说说话都难，林太太倒没有瞧不起亲家母，只是语言上沟通不来，每天大凤就盘腿坐在后天井里，也不管娘姨听懂听不懂，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人家闲扯，至于吃饭时候吧唧嘴，粗声大嗓这些事儿就不提了，时间久了，林太太等人难免语言里夹枪带棒，大凤性子粗，不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是听不出话里有话的，依旧笑呵呵的过日子，其实她过得也不舒坦，但是为了儿子，为了孙子，她得熬着。
就这样住了三个月，大凤就算再粗枝大叶，也能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以及儿子夹在中间的苦楚，她对春宝说，给娘买张票，娘要回去了。
春宝说再住几天吧，咱娘俩能在一个屋檐下的时日不多了，这是实情，春宝在上海安了家，娶妻生子，置办了大房子，这辈子是不会再回徐州府了，而大凤在上海水土不服不说，和儿媳亲家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住下去只能徒增烦恼。
可是这一走，一年半载都难见到儿孙，大凤舍不得，既然儿子说再住几天，那就再住几天吧，没想到这一住，就永远回不去了。
七月七日，日本人在北平卢沟桥挑起战端，不到一个月，北平和天津就沦陷了，春宝说日寇势如破竹，南下徐州是迟早的事，他对母亲说，要打仗了，徐州不安全，全国就只有上海安全，娘你别回去了，等仗打完再说。
没等战火烧到徐州，上海就先开打了，如同春宝预料的那样，日寇冲中国最丰腴的地方下了手，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华界以及周边郊县的富户人家，扶老携幼涌入租界，一时间房价暴涨，林延鹤一家人也弃了南市的房子搬到女婿家来，一大家人住在这座石库门房子里，挤是挤了点，好歹不用花钱住店，报纸上说，有一百万人逃入租界，只有三成住在亲戚家和大小旅馆客栈，另外七成只能露宿街头。
春宝就格外关心战局，每天除了看报纸，还在茶楼里听各种小道消息，他看到报纸上说八月十四日，国军的空军出动轰炸停在黄浦江上的日本主力战舰出云号，虽然没能炸沉，但给了日寇极大震慑，也向列强表明了国府抵抗之决心，戴德国钢盔的精锐国军也不断开进闸北建立防线。所以租界的华文报纸都主张痛打日军，清算甲午以来的屈辱，市民也都相信只要政府坚决抵抗，断不会失败，至不济也是像五年前那样打平。
但春宝觉得，上海的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