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女人搅了过年的兴致，饭没吃完的杨锐身在书房依然气愤，他越来越无法忍耐这个女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同时他也不得不感叹现实总是讽刺，之前好不容易娶过来的，如今却难以弃舍，政治层面的、人情层面的、血缘层面的，这些都将已经完全破碎的婚姻牢牢的粘合在一起。
这种烦恼，也使得杨锐深深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囚徒——他不能依照自己的喜好和个性去做自己喜欢、愿意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他必须顺应着民意，按照一定的规律，遵循着这个时代的规矩去做事，这是他极不喜欢的。这不由的使得他记起很久很久以前看到过的一句话：帝王只是历史的奴隶！
他忘记这句话是从那本外国小说看来的了，但光绪的解脱和他现在的无奈却让他对此深深认同。就个性而论，他从来没有想成为一个革命领袖、一个国家元，但历史却把他推到了这一步，并且如果他不顺着历史设定下的轨道走下去，那么自然会有其他人‘替代’他，这种‘替代’或许是温和的，或许是血腥的。即便是温和的，他也担心这个国家会走弯路。身处统治者位置半年之久，只让他明白一个真理：那便是以百年计，一个国家的繁荣和衰败与领导者判断国际形势息息相关，怎么样在国际上找到自己国家的位置，是一国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而不是之前说的重视教育、科技、经济如此等等。
日本近一百年的两次崛起。固然有日本人争气大办海军、大办教育的原因，可国际因素对其内政的影响体现在日本每一个历史节点上：没有荷兰和英国的支持，倒幕战争胜利的一定不是倒幕派。而二战后若不是朝战及冷战，日本也不会有后来的繁荣。
因此，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即便是自己苦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培养了诸多的人才，可一旦判断错误国际形势，当权者走错路。那国家又将会掉入历史的漩涡而不能自拔。甚至，即便没有决策错误，可若自己不在。复兴会将会如何呢？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是内斗的，孙汶死后的国民党也是内斗的，自己真要甩手不干，那复兴会也将和他们一样。纷争不息、内斗不止。
或许自己真要到二战结束才能放手……杨锐点烟的时候。脑子里忽然跳出这个念头，而后他觉得这是极有可能的。复兴会现在一会独大，而自己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准确、对于内部的管理体系的建立整顿，都会使自己牢牢的把控着会长一职，直到几十年后。
“竟成，你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杨锐在想什么时候能退休、环游世界的时候，寒仙凤进来了，她和程莐关系不错。所以刚才把程莐劝了一会方才进来。
“呵呵，你怎么也站在她那边了？”杨锐笑问。目光中却有些不悦。
寒仙凤毕竟是窑子里出来的，察言观色最为到位，虽然她对别人即便了解也无动于衷，但见杨锐不悦，几步就走了过来，抱着杨锐的脖子，让他的头贴在自己的腰上，然后柔声道，“好了，我不说了。程姐姐也是，什么时候不好提，非要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提这种事……你还没吃饱了，我已经给你下面条了。”
见寒仙凤转了口气，杨锐把烟灭了，方才道，“有些人嫁的不是我，嫁的是别人。别人有事，那当然要出头了，哪管吃年夜饭还是吃年早饭。你记得有空告诉她，再要吃里扒外，小心我杀了她！”
寒仙凤身子闻言一僵，半响才道，“竟成……你不会说真的吧？”
“当然说真的！这事情有什么好开玩笑的。”杨锐很肯定的点头，“我这人性子不好，真要是火了，那就顾不得什么理智不理智了。”他话说完感觉寒仙凤似乎被自己吓着了，想缓和但却又忍住了——他自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妥协委婉——反而加重语气道，“我说的虽是她，但你要也和她一样吃里扒外，那也一并杀了好干净些。”
“我……”寒仙凤忽然有点不明白这个男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话来，最后只说厨房里水热了，跑去下面条了。
杨锐见她走倒也不奇怪，自己今日的话是有些不正常，可为什么会这么不正常呢？他侧着脑袋想。不过在寒仙凤把面端进来之前，他也没想好自己是哪里不对。他唯一所知的就是，自己从来没有温和处置自我问题的习惯，并自己不以此为缺点，反以为此为优点。
年夜饭对于杨锐来说是恼怒的，对于同在京城的梁启也同样如此。
在民主党进行大选的时候，他的好学生、云南的实际控制者蔡锷，居然不听他的劝解，跑到京城来了，看着出现在自己院子的风尘仆仆的蔡锷，梁启好几次想说话，提了口气却又歇了下去。蔡锷看着梁启的模样，知道他不悦，但还是道：“老师，我……”
“松坡，还是先吃饭吧。”蔡锷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梁启打断了，旁边下人也接过他的行李，帮着那水梳洗，一切停当，便把他请到了客厅，如此，蔡锷便只好先吃饭了。
用饭完毕，两人才去书房，梁启看着犹有风尘之色的蔡锷道：“松坡啊，北京也是不太平的，你不该来啊！”
“老师，京城无非就是那两个案子而已。大选期间，国民党是第二大党，和复兴会明争暗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蔡锷早就知道京城是怎么回事，所以对梁启说的并不为然。“去年年关前，参谋部给学生电。要学生赴京就职，学生窃想之后，以国家强为计。还是觉得来京就职好。以目前来看，杨竟成还是有法治思想的，要不然韩玉秀那边不可能立案。”
“哎！”早知道蔡锷是这样心思的梁启不断摇头，“松坡，政治斗争向来是你死我活，戊戌年如此，丙午年如此。辛亥年也是如此！那韩玉秀之事能传遍天下，就是因为她告杨竟成是告不倒的，大理寺之所以开庭。更多的是为了巴结复兴会，好让国人都说杨竟成的好话。这次真正被审的是同盟会诸人，杨竟成这是要把孙逸仙往死里逼啊！”
“老师何出此言啊？”蔡锷不解道。
“何出此言？”梁启冷笑，“虽然不知道案情是什么。但复兴会如此不慌不忙。韩玉秀之事怕不是世人想象的那般模样的。现在复兴会另起案子把同盟会诸人扯了进来，就是因为两会内斗的厉害。除了对方国民党，杨竟成还不放心我民主党，这才让人在国会上弄了禁孔提案和土地国有案，他这摆明了是要和我们死战啊。”
“老师……”蔡锷听着梁启的分析，觉得很不对滋味，在他的理解中，韩玉秀那边毕竟是人命官司。杨竟成作为一国之长能成为被告，已经是海量容人了。要换做其他人，绝不会让韩玉秀活到今日的。同盟会之事也是如此，复兴会大权在握，现在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去解决两会那段恩怨，也是难得的；至于说禁孔和土地国有，或许是复兴会让人提的，但儒家迟早得废，土地国有对于革命党而言也极为正常，同盟会不也是有‘平均地权’的口号吗。蔡锷对着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在恩师梁启面前，他就只能是沉默了。
感觉到自己说的东西学生并不认可，梁启只好岔开话题，关切的问道，“松坡，你的病好些了没有？这次进京参谋部准备把你安排到什么位置？”
“咳咳……”蔡锷摸着喉咙，不舒服的咳嗽了几声，和湿润的云南不同，北京的冬天是极为干燥，是以他的极不适应，“学生几年前写的那本军事计划送到参谋部后，参谋部诸人深表赞许，现在派我去的地方是预备役局，专门负责预备役动员之事。”
蔡锷是完全崇尚军国主义的，军事计划一书是他结合日本的预备役情况在广西的时候写的，他希望国家建立完整的预备役，所以前来北京就职。他如此，但梁启只认为他被一个预备役局总办就收买了很是不值，可现在木已成舟，他只好道：“你还是先不要去就职了，先把病养好再说。”
梁启如此关切，蔡锷欣然称是，不想梁启想来想去，还是不甘，最后又问道，“松坡，你来之时，云南那边情况如何？”
“我来之时，复兴会的工作组已经大批入滇了，现在负责政务的是李根源，军队则有罗佩金负责。”说到此蔡锷看了梁启一眼，“老师，现在民部和户部已经联合起来，要施行鴉片专卖，以复兴会对乡村的控制力度，等现在抽鴉片的这些人死光了，那鴉片在中国就绝迹了。鴉片绝迹，以云南偏远穷破之省，不靠朝廷拨银子，是万难维系的，若是和朝廷对抗，几年之后不是云南兵勇不战自溃，那就是复兴会兵不血刃，攻入云南……”
蔡锷以实相告，梁启倒是认同，云南除一个新军镇之外，还有几万巡防营，这些兵在前清即便是有四川协饷，也还是吃不饱的，云南真要和北京对着干，在鴉片不能输出时，绝对坚持不了多久。
“哎！这虞含章，不愧是挣钱的一把好手啊。不但鴉片专卖，现在连盐、烟草也是要专卖了。按照户部刊出的食盐专卖征求意见稿，施行食盐专卖一年居然有一亿两盐税，若是之前能有这么多钱，怕皇上……”说起光绪梁启的心绪就很黯然了，以前光绪再怎么胡闹，他也是个南上书房行走，国之大事可以频频建言，那像现在，除了在报纸上宏论，谁也不理自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啊。
鴉片专卖、食盐专卖、烟草专卖、甚至连粮食估计都要专卖了，梁启感慨的事情。其他人却则在咒骂，反对烟草专卖的人只是营业额在中国市场日益提高的英美烟草公司，虽然有公使给杨锐打招呼。但烟草专卖还是不动摇的。杨锐只承诺不会歧视英美烟草公司，同时他拿出英美烟草的市场数据，并用美烟在中国国内种植成功为据，说服两国公使：即便是烟草不实行专卖，英美烟草公司也无法战胜具有巨大成本优势的中国本地烟草公司；
烟草专卖有英美烟草捣乱，但鴉片专卖却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了，19o7年满清就开始禁烟。次两年万国禁烟会在沪上召开，已经使得鴉片人人喊打了。国内反对，国外洋人也反对。现在国内鴉片产量一年高过一年，以国际鴉片委员会的报告，19o9中国鴉片产量已经达到六十万担，而进口不到五万担。以国税方面猜测。这五万担大部分也是国产鴉片，之所以挂着进口的招牌，估计是为了避税。六十万担的产量，外销的不在少数，这才是洋人要禁烟的本原。
洋人要禁烟，中国也要禁烟，到底是怎么个禁法却是很讲究，一味求政治洁癖不是国税局的选择。利益最大化才是国税那帮人的风格。按照既定计划，从正式国会开会开始。全国就开始实现鴉片专卖，各地吸烟民都要登记证，按照烟瘾确定吸食次数，每个月确定吸食最低额度，没有完成吸食额度的烟民全部罚款，当然烟民也可以选择戒烟，可要是戒烟不成功，那依然要完成最低吸食数量。
如此霸道的专卖制度，征求意见稿一出就惹得社会清流大骂不止，比如严复，就认为国税局对烟民进行登记那是触犯个人私隐，另外要求每个烟民完成最低吸食量是纵容国民吸食鴉片。舆情如此，但国税局鴉片专卖司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在乎的是鴉片零售价格翻上十倍之后税收会是多少，以满清禁烟前一千八百五十万两的土药税估计，实施专卖制度之后，原先以为而漏税的那六成鴉片税将征收五成，即，在不调整税率的情况下，1912年的鴉片税将达到三千四百万两，而要实现鴉片零售价格翻十倍，原有每担六十两的税率，将变成每担九百两，以此推断，1912年的鴉片税将过一亿两，减去因为出口而退税的那一部分，鴉片税收也将有一亿。
正因为此，国税局吴锡芬要求扩编税警部队，即每个县最少要有一个野战营，全国将有过六十万税警部队，并且还要根据每年的税收对各地的税警，以及举报人员进行重奖励。按照他的意思，对于吸食者不从专卖店购买鴉片的举报奖励应该过一千两，对鴉片走私者的举报奖励应该过一万两。真要是这个奖励公布，那全天下的好事者就要乐疯了，一千两可是普通人家二十多年的收入。
杨锐对于吴锡芬的要求并不反对，因为鴉片专卖是控制到户的，食盐也是控制到户，每户也是凭证购买定量购买食盐，一旦有所减少，在不主动阐明减购原因的情况下，下次购买就要补购，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要罚款或者逮捕。
和鴉片专卖如出一辙的食盐专卖制度只让全国各大盐商欲哭无泪，虽然户部象征性的接收了由直隶周学熙、江苏张謇对食盐专卖制度写就的万言书，甚至张謇还为食盐专卖一事亲自拜会过虞辉祖，但实话实说的虞辉祖不但直言食盐专卖制度不会变，甚至还透露杨锐的本意是想连各地的盐场也国有的，但在宪法保护私产的制约下，他只能选择食盐专卖。
梁启感慨的事情，天津周学熙也在向袁世凯抱怨，他是袁世凯的嫡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他则是省户部厅长——现在的总督和前清的总督完全不同，工部、商部、民部、民部……反正北京的那十二个部，在直隶都设了厅，虽然这些厅里面又不少是袁世凯的人，但国税局的人却完全是复兴会的，不过唯一的好处是，直隶从国税局拿到的税收是直接分成而不是拨款制度，即中央和地方三七开，不像其他省一样要进京跑部的索要资金。
“好了，辑之。今天我们商议的是国会大选还有那两个案子的事情，你不要老把国税局的事情扯过来。杨竟成把鴉片卖贵十倍对我们毫无影响，直隶好这口的大可以住到天津租界啊。租界进口鴉片便宜，即便会涨价也不会卖到十倍啊。”大年初三的亲信密会，袁世凯看着满脸忧愁的周学熙就是头疼，“再说，国税局的税多收了，那咱们不是有钱了吗，有钱干什么不好。直隶这么好的地方，难道我们就不能办出些像样的事情来，给其他人瞅瞅？老佛爷在世的时候。就叮嘱我要办好实业，现在她老人家不在了……”
袁世凯说着说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扯到慈禧身上去了，只让在一边的杨士骧琦心中不舒服，他当下道：“大帅。今日可是商议国会大选的事情。如今复兴会在直隶各县都建了农会，这次选举农会出力最多，宋遁初之前虽然预计良好，可如今情况也不容乐观啊。”
杨士琦把话题扯了回来，袁世凯却不以为意，“直隶再怎么选杨竟成也还是要给我们些面子吧，最少我们手上还有几个镇的北洋军。前几日你不是打过电报给遁初了吗，他和杭州的案子毫无关系。而国民党又不是完全由同盟会转过来的，我们不是有那么多人在里头吗？这事情有什么好慌的。”
“大帅。正是因为宋遁初和杭州一案毫无牵连，所以我才说要把孙汶这个国民党名誉总理去掉，然后这党魁一职由大帅来做，宋遁初为副……”杨士琦坚持自己刚才的观点，“同盟会诸人早就说宋遁初是叛徒了，借此机会，我们正好可以把同盟会孙汶那派人清除出党，这样的国民党才能叫大家放心。”
杨士琦提议，王士珍、段祺瑞、张一麟等人也是附和，可袁世凯还是心有顾忌，“这事情还是缓一缓吧，现在说这个还早，那孙汶真要有罪，国民党党魁自然轮不到他，我做不做总理还要我们去和遁初说嘛？他自己都会提。”
“大帅，现在不和孙汶划清关系，那国民党的名誉可就要受大损失了，遁初那边我去说，以他和孙汶的关系，这事情他一定是会答应的。”张一麟道。
“还是不成！”袁世凯依旧摇头，“遁初答应，黄克强等人会答应吗？还有两湖的那些革命党会答应吗？一旦如此，国民党除了直隶这些议员之后，还能有什么议员？”
“大帅！”杨士琦还是坚持，“不如我们现在就把宋遁初请过来商议此事，你看如何？”“遁初现在在天津？他不是说要元宵之后才来天津的吗？”袁世凯奇道。
“反正巡警是看见他了，估计是昨天下午，要么就是今天一早到的。”不说话的巡警长段芝贵道，他是中午收到宋遁初回津消息的。
“好！那快去请，快请去。”袁世凯喜道，“你们说直隶选举赢不了，遁初一来那就必赢无疑啊。”
袁世凯闻宋则喜，只让身边的亲信一阵失落。在枪杆子干不过的情况，唯有政党政治才能真正的保证北洋一系的长久权力，对于这个道理，北洋诸人都是认同的。本来袁世凯还有把梁启也拉过来的意思，但是维新派那些人对袁世凯旧怨仍在，虽然梁启对他的拉拢并不抵触，但因为涉及到党派政治，要是没有其他人赞同民主和革命党合并，梁启想过来也是过不来的。
没有梁启的国民党只是两湖革命党和北洋一系的融合，因为国会大选的时间选在春耕之前，宋教仁的时间便安排的异常紧凑。南方春耕的早，他要在年前先去两湖等地巡回讲演助选，年后再道直隶四处讲演竞选，现在两湖等地的情况不太乐观，于是他只好提早北上，想把两湖的经验用在直隶，务必保证国民党在直隶的大党地位。
宋教仁其实是中午到了，他大年三十坐火车从京汉线北上，到了京城是在太累，就在正阳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客栈睡了一夜，第二日半中午才到的天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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