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军统负责整个平津和华北的王天木叛变，裴也被日军逮捕，很快叛变投敌。叛变后的裴级三因为熟悉军统内部情况，又是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给军统华北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罪行累累。
裴叛变后，戴笠派大特务倪中立前往天津重建天津站，结果立足未稳就被裴带人破获，倪中立抵抗中被杀。接着，天津抗日杀奸团试图“制裁”裴级三，因杀手临阵怯场而失败，裴随即发动报复进行大破坏，天津抗团大部分成员不是被捕就是被迫转入北平活动，区书记曾澈本来已经躲过日军搜捕，却被熟悉军统活动规律的裴级三从藏身地抓获，不屈而死。
当时不仅是军统被这个姓裴的害得不轻，我党的北平和天津地下组织也受到此人的破坏，所幸撤离的早，只有几个过去和他打过交道的外围人员被捕，张大中当时在根据地受训，逃过一劫。
没想到时隔两年居然在保定车站见到了，张大中心想这个家伙来保定绝对没好事！想到这转身拉了下张冲的衣角，上一边僻静的地方说事去了。
听完张大中说看到裴级三的情况后，张冲当即决定，让他马上回城去，不用陪在这接人了，除了刚才交代的两件事呢，再加上一条，启动内线，打探下是什么人物来保定了？
这大人物到站了，拉着普通旅客的列车才算一趟一趟地进站下客了。
延安的两位，北平的两位很顺利地出了站，被咱们的交通员们接到了，没等张专员汇报工作呢，延安来的两位那位姓杜的就和他先说了一件事。
来保定的日军大人物我党已经知道是什么人了？天皇特使！冈村宁次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华北各八路的根据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呢。华北日军对交通线的保护任务就更重了。
为了给打治安战的日军提提心气，也是因为天皇弟弟被俘的那件事呢，需要修补下天皇和陆军将领之间的一些不愉快。所以天皇派出了特使，来慰问华北的日军各部队的将领。
另外呢华北方面军呢在近期内开始对驻扎在华北地区的部队开始了大调整。一些参加了1941年五月到十一月大作战的师团和旅团被抽掉到华南和东南亚去了，从关东军和满蒙驻军调过一些乙种师团，还新组建了几个旅团。
原驻保定的110师团被南移到石家庄，驻防天津的27师团调出一个旅团来，接防了保定。冈村宁次这次派出了他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一方面陪同天皇特使，一方面还协办换防的事情。
同安达二十三中将一起来的还有北平的多达几十名的特高科成员。除了保护天皇特使外呢，是来侦办案件的，保定宪兵大队所属的一个谍报小组全军覆没的事情，刚刚报告上来了。这还是特高科成立以来，从来没出现过的事情。
日本方面至此呢，一共是来了两名天皇的特使，一个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二十多名特工。外加27师团的第二旅团司令部，可谓是哄哄地一大帮将佐，一线和二线的这都齐了。
中共方面呢，延安来的两位老牌地下情报元老，要组建华北方面的秘密情报网。北平来的两位地下组织的领军人物呢，是来架构从保定通向西部山区的秘密交通线的，杨棒子他们呢和保定地下党要营救被日军关押的爱国商人。
还有一拨特殊人物，也是在这一天的夜里到的保定，重庆戴笠派来的军统华北区的主要负责人，区长薄有凌、区书记兼北平站站长刘文修，一个行动组，组长叫麻克敌，一个谍报组，组长是侯化均，并且军统在华北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也随行来了五名最得力的杀手。
我党呢是要做自己的事情，得知这个天皇特使来呢，纯属意外，是延安的两位同志在山西时才接到的情报，所以呢并没把这个特使放在工作重点里。
可军统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是冲着这个特使来的！为啥呢？这话说来有点长了，得从1939年说起都是属于很多年以后才解密的往事了。
军统的旧华北区，指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军统在华北地区平津保各地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军统得力干将王天木负责。王天木是戴笠手下六大骨干特务之一（另外五人为陈恭澎、赵理君、沈醉、吴赓恕和文强），此人出身东北讲武堂，智勇双全。
插句话啊，这个文强啊，别看被人管着，他的资历可很老，不过不被重用的原因呢，是因为这哥们背着个“共党”的名声，这哥们后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我军俘虏了，送到抚顺的战犯管理所，还有段好玩的事。
这哥们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遭处分，因未能找到周恩来进行申诉而脱党。1937年加入军统，抗战后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伪军，以功晋升中将，淮海战役被俘。
我党的管理员让这个文强写交代材料，你猜他说啥？你们看看战犯管理所保留的原始记录——“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他们没把我教好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就从这段话就能看出来，你说国共两党纠纠葛葛这么些年，真是有着数不清的烂账啊！
还接着说这个军统的华北区，在王天木的领导下华北区虽然工作开展较晚，但成绩很出色，不管是对日的军政情报，还是对中共的地下组织破坏，还是对西北军等派系将领的控制，做的都很到位。
陈恭澎最初也是听从他的指挥，并逐渐培养起来（不过陈是戴笠三道高井训练班第一期的高材生，感情上比王更贴近戴）。
这个王天木长期负责一个大区的谍报和特务工作，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派系，称兄道弟的也拉拢了不少人。戴笠这人啊一生疑心重，此时就担心王天木坐大不好控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对王逐渐从信任变为有所防范。
抗战前，戴即派出陈恭澎到华北区“掺沙子”，让陈担任北平站站长，王任天津站站长，互相牵制。不过，陈性格宽宏，与王合作不错，所以二人合作，对军统北方的工作开展起了不错的促进作用。
戴笠看到陈渐渐成熟，便将王天木从熟悉的华北区调出，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关押两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将其调到上海担任区长。而在上海与王搭档的毛万里又仗着有侍从室的背景专横跋扈，与王不断发生龌龊。
在这种矛盾中，戴出于对王的猜忌，总是偏袒于毛。王天木心思缜密，深知戴笠心狠手辣，感到自己已被架空，担心发展下去不免兔死狗烹下场，遂于1939年投日，给军统在敌占区的潜伏力量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
由于王的叛变，军统北平，天津，济南各站都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特别是济南站负责人傅胜兰，原来是戴笠很器重的大特务，也被捕变节，一时军统在华北除了一些零星电台，几乎全部活动都被迫停止。
戴笠是不甘退却的顽固性格，也深知华北对整个地下工作网络的重要，因此，他在“老华北区”被破坏之后，立即组织“新华北区”，继续派遣特务北上。他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派遣文强，陈仙洲等武装特务以情报，破路为目的随孙殿英，庞炳勋等部队行动，进入华北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