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其实很清楚，私铸铜钱在哪朝哪代都是不可避免，虽然在大明，对于私铸制钱，大明律有明文规定：“凡私铸铜钱者，绞。匠人同罪。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里长知而不首者，杖一百，不知者不坐。若将时用铜钱剪错薄小，取铜以求利者，杖一百。
大明对于私铸铜钱处以重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国家对私铸的法律条文似乎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且不禁私钱流通。尽管不少官吏多次上疏，要求禁止私钱，但是皇帝对此都置之不理。
朝廷屡申禁令，要求严禁私钱，京师和四方私铸盛行私铸利润丰厚，达到一二倍。盗铸原因也在于此。故此朝臣奏请朝廷张榜颁布敕令禁约盗铸行为，主犯应予以发配充军，以警盗铸者。情节轻者，则酌情论罚，许以赎罪惩处。
实际上朝廷对于私铸的行为比之大明律已经减轻了处罚，这种处罚根本不足以震慑这帮私铸制钱的人。这些私钱的泛滥，严重影响了官钱的流通。
对私铸问题始终未能拿出有效的处置措施，甚至某些时候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弘治初年以恐惧私铸而一再推迟至弘治十六年才铸造弘治通宝。同时颁布严禁铸诏令，但是不二三日即滥使如故。至弘治十八年民间私铸盛行直接导致本朝通宝乃不得行。谢迁等大臣尖锐指出：“私钱不禁则官钱决不能行”。
随着私铸的盛行，大明甚至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原礼部侍郎陆深说其少时所见民间皆用宋钱，杂以金元钱，谓之好钱。偶用唐代开元钱。反谓明代国家新铸制钱为低钱，二文折合好钱一文行用。至弘治末年，各类古旧好钱也不用了，市面上流通的尽是低钱，谓之倒好。
杨廷和也说：“正德七年，京师市易用夹铜锡钱，极薄小，以二折一，谓之倒好。”太监张永奏请禁止之，只许用好钱，规定每银一两市钱七百文。结果出现射利之民，竞收旧钱藏之，专用新钱。
朝廷规定的银钱比价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的问题是朝廷铸再多的钱，都无法用于流通，获取钱息，嘉靖以来新铸的百十万贯制钱，都躺在内库里吃灰呢。所以这次朱载坖索要宗禄，嘉靖干脆就把这些制钱按照官价折银给了朱载坖，不得不说，嘉靖对朱载坖真是父爱如山体滑坡，有种你拿去给在京的官吏发工资嘛。
李春芳就在东南，对于南方私铸制钱的事情是十分了解的，私铸的原因很多，它的出现与货币本身属性、货币供给以及官铸铜钱的优劣有关。私铸出现的首要原因是铜钱作为辅币，它的币面价值高于它作为金属本身的实际价值，是不足值的货币，其价值由钱币的个数决定。一般来说，铜钱铸造本身会带来丰厚的铸息，即单位重量的铜钱的面值与其金属价值、铸造费用的差额。民多好利，遂铤而走险盗铸取利。
有明一代，总体来说铜钱的铸造数量不多，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贮存在国库中，退出流通领域，因此只靠官铸钱，是不足以满足社会对货币的需求的。国家虽有法令禁止铜钱的私铸，但却对私钱的流通采取默许的态度，只要铸造的铜钱不影响流通都是允许的。市场上流通的本朝制钱很少，相反社会上大量周流的是民间的私铸钱以及前代的古钱。
对此，李春芳无奈的说道：“惜铜爱工，钱即恶薄，私铸繁兴，欲行钱法而不能行者也！”
其实嘉靖通宝的铸造在明代官铸钱中算是不错的，沿袭元末至正钱的钱制，共分为五等。即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如洪武通宝，钱背穿右各有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和一两等记重文字。嘉靖二十三年，户部按五等钱式铸“嘉靖通宝”各三万枚，这次拨给朱载坖的就应该是这批钱中的一部分。
朱载坖令人取来部分铜钱，与诸位讲官们一起看，工部和户部铸造的这批铜钱，制作精美，穿郭深峻，地张平整，算是好钱了。
嘉靖通宝开铸时即启用黄铜铸钱，为防止私铸，甚至还提高了铸钱工艺，铸造出火漆、镟边、金背等制钱。嘉靖二十三年，令工部宝源局仿洪武钱式铸折二、折三、折五、当十大钱，这些钱只为充实内库，并不参与流通，故此铸造的异常精美。
这种内府铸造的嘉靖通宝好钱，被称为卷鼻通，因为其通字中的甬部首笔状似角头，其笔画先是前俯，然后如大象之鼻奋力上翘并高高卷起，十分独特，很容易识别。
殷士儋说道：“若国朝之钱皆如此例，何愁钱法不通也？”
高拱和陈以勤掂了掂钱的重量，说道：“此钱比之私铸，一枚可当两枚之重也。”
嘉靖确实是有心整顿钱法，嘉靖朝是下大力度整顿钱法的少有的时期，然而它也是私铸最为盛行的时期。嘉靖朝的私钱进一步恶化，甚至有将薄小、铅、烂等钱立为“道三、道五、折六、折七”等名的，钱币质量的下降以致钱法不通。
嘉靖三十一年专门下诏：禁止铅锡薄钱，止许用本朝制钱，税课衙门也专收嘉靖钱，结果却导致了钱法不通。究其原因还是私铸恶钱太多，官铸好钱太少，劣币驱逐良币导致的。
同时，不合理的银钱比价也是导致嘉靖钱法的进一步恶化，嘉靖三十一年，朝廷规定：嘉靖钱七文，洪武等钱十文，前代旧钱三十文当银一分。银钱比价的频繁变更，不利于钱价的稳定，而且此次变更将嘉靖钱的价格定得过高，遂导致了民间纷纷盗铸嘉靖钱。旧钱进一步贬值，甚至低于金属铜本身的价值，于是人们竞相销熔旧钱及今铸钱而造作铜器。
看着这些铜钱，朱载坖真的是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