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讲官怎么会不明白朱载坖的意思，既然你们不交税，那朝廷就亲自下场。不过讲官们并不认为朱载坖的想法能够实现。
虽然现在大明的官员们不少都经商，但是他们可是极为反对朝廷和皇室去经商的，动不动就以祖宗之法对皇帝加以弹劾，即便是嘉靖动用庭杖也不行。
后来朱载坖的好大儿朱翊钧想在苏州收点税，结果呢？遭遇了整个苏州士绅百姓的抵制。
当时纺织可是暴利行业，时任吏部尚书张瀚是浙江杭州人，距离苏州不远，他的曾祖父张鹏就靠着一张织机起家，成本只有6两银子，最后发展成为拥有一个大的纺织作坊，由他的祖父张纪和四个兄弟共同经营，每年分红，总收入达数万两银子。正因为家里有钱，所以张瀚从小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25岁就考中举人进入仕途。
朱翊钧也眼红这个收入，于是派出太监孙隆到苏州收税，其实孙隆定的税率并不算高，每张织机征收三钱银子税收，每匹丝绸成品征税三分银子。
这个税率算得上良心了，当时每张织机的成本只有不到2两银子，可织机所创造出的纺织成品，每匹售价却达到了5到6两银子。就这个税收，东南的士绅还是不干。
以所谓义民葛成为首，爆发了着名的苏州抗税，整场抗税行动均由普通工匠领头并参与，不见经营者出面，甚至葛成提前就弄到了孙隆和税务官员汤莘，黄建节和徐成等人在苏州的住址和收税办事机构位置名单，然后有预谋冲击，将税务机构捣毁，打死黄建节等十余人，并导致孙隆逃往杭州。
当暴动发生的时候，孙隆数次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出动官军维持秩序，但朱燮元就是置之不理。相反事件平息以后，以朱燮元为首的苏州官吏还联名向朝廷上折子，为参与工匠求情，并把矛头对准了孙隆，称这一切都是由于孙隆贪腐所造成的。
最可笑的就是朝廷对此事的处理了，此时朱载坖的好大儿朱翊钧，面对朝堂和苏州的压力，没有胆量学习祖父，祭出庭杖，更不敢动用厂卫和官军，只能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朱翊钧只得妥协，下旨停止向纺织业征税，而对于参与抗税的工匠，只追究葛成一人责任，判处他斩监候。但葛成领导的这场抗税风暴让江南纺织业者以后只需赚钱而不用纳税，因此在苏州士绅和东林党后台的活动下，葛成得以在狱中好吃好喝供着，直到出狱。
后来62岁的葛成去世，东林党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他厚葬在苏州阊门外山塘街，由东阁大学士文震孟题写墓碑，乡贤陈继儒撰写墓志。
田赋要欠，商税要抗，朱载坖想不到，要是他征收关税的话，他们不得直接造反啊。
朱载坖认为，王直想要被招安什么的，其实都是假的，他又不是什么读书人，哪有什么家国之念，王直本就是个商人，他最大的诉求无非就是合法的进行贸易，要是能更好的稳固他海上霸主的地位那就最好不过了。
朱载坖觉得，王直回到大明，等着他的就是一死，一旦王直一死，他的麾下作鸟兽散，到处作乱，那才可怕，与其这样导致东南不安，不如废物利用一下，王直既然想做生意，和谁做都是做，和皇室做有什么不可呢？
他现在是海上霸主，反而可以利用他打击倭寇和东南士绅的走私贸易，更重要的是收集倭国的相关资料，倭国的银铜对于大明来说可是极为必要的。
虽然通过贸易，海量的银子流入了大明，可是和朝廷却没有什么关系，巨额的银两反而成为了这些士绅收割平民的工具，一方面是士绅们掌握了巨额的银两，一方面是士绅们将银两囤积起来，人为的制造银贵谷贱的情况。
所以朱载坖并不认为征收商税就能解决问题，朱载坖很清楚，以现在大明的情况，就算是嘉靖或者自己开征关税，无非就是两个结果，好一点的话，就是隆庆开关的结果，每年老爷们赏给朱载坖几万两，算是打发要饭的，朱载坖倒成了跪着要饭的。
要是老爷们不开心了，就是自己好大儿朱翊钧的下场，不仅面子没了，里子也没捞到，最后还要在史书上留个横征暴敛的恶名，朱载坖才不干这种蠢事了。
这个钱，朱载坖，肯定得挣，还要站着把钱挣了。
讲官们对朱载坖天马行空的想法震惊了，王直是什么人？那是倭寇头子，朱载坖作为大明亲王，居然想和他做生意，这要是传出去，绝对会震撼朝堂的。
高拱赶紧说道：“殿下，此言太过于惊世骇俗了，一旦为外界所知，殿下就麻烦了，殿下切不可再提及此事。”
朱载坖当然知道此事泄露出去的后果，当即表示不会再提了。而且没有嘉靖的支持，他一个空头亲王，能做成什么事？此事最后还是要嘉靖拍板才行。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蒋洲能不能鼓动如簧之舌，使得毛海峰退兵。
松江府，陶宅镇，马芳见朱载坖送来蒋洲，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蒋洲一个区区书生，就能使得毛海峰退兵？马芳是不太相信的，别说马芳不相信，就连曹邦辅也不相信。
毛海峰是什么人？倭寇啊，跟贼寇哪有什么道理可讲？至于什么招抚王直，在曹邦辅看来，痴人说梦罢了，王直现在是什么势力？
可以说王直现在是海上霸主，他自号五峰船主，从事各种走私贸易的船只都要向他交保护费，否则不但难以从事贸易，还有性命之忧。
大明的水师，只敢的近海巡逻，不敢远出大洋，在海面上，那可是王直的地盘，蒋洲和王直非亲非故，就凭胡宗宪许诺的招抚，就可以让他的义子毛海峰就此罢手？曹邦辅是不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