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官们对于朱载坖的这种行为感到吃惊，他们认为朱载坖这个行为颇有些不智，如果说大明的言官是疯狗的话，这些还没入仕的士子就是疯牛，比言官可怕一百倍。
尤其是这些结社的文人，一旦得罪其中一个，那就是一群人蜂拥而上，不把你搞臭誓不罢休。
朱载坖问道：“本朝士子结社，起于何事？”
李春芳说道：“殿下，本朝的士子结社，其实起于元末。”
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各地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他们拥兵自重，图谋发展。身处乱世的文人们或者择主而仕，或者易地避乱，这就为他们集中聚会、宴饮酬唱提供了契机。
到了大明建立，朱重八可不惯着他们，虽然重八哥没有颁布禁令将文人结社予以禁止，但是采用了更为严酷的手段，高启因为魏观作上梁文而被腰斩于市，孙蕡因为蓝玉题书而坐论死，王行亦因蓝玉案坐死，黄哲以诖误罹于法，徐贲因事下狱死，张羽坐事自沉龙江等等，这些文人多是元季社事的活跃分子，太祖通过严刑峻法，严厉的打击了文人结社。
而永乐，仁宣时，大明国力强盛，朝廷迁都后，成祖对于结社并没有加以打击。怡老会社自此兴起。而国力的强盛大大刺激了文人的自信心和养尊处优的享受心态，结盟会社渐成风气，如大学士杨荣就时常召集馆僚雅聚杏园，宴乐赋诗。
弘治、正德时的首辅李东阳就曾经说过：“自洪武之开创，永乐之戡定，宣德之休养生息，以至于正统之时，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称。庙堂台阁之臣，各得其职，乃能从容张弛，而不陷于流连怠敖之地，何其盛也！”
尤其是宣宗皇帝，常常在万机之暇，游戏翰墨，常常君臣同游，庚歌继作的雅事，皇帝和阁老们的加入，使得文人结社，反而成了一桩雅事。
所谓上行下效，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开始，到皇室成员，再到这些馆阁重臣，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既然这些高层官僚如此雅好于宴饮社游，其他的下层民众热衷于此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说，正是由于皇室贵族和馆阁重臣们长期地、频繁地进行集会唱和、宴游赋诗，甚至是亲自参与社事，才带动结社之风由朝廷逐渐向民间扩散，并最终风靡全国。
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人结社早就不是之前的文人之间诗词唱和，而是一种政治团体。现在的文人结社概括起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党争中被削籍或乞归的官员进行结社。另外一种是在党争中发展起来的结社。
他们结社的目的，对于这些致仕或者被罢官的官员来说，一以标榜声名，思为复职之地；一以树立党援，冀为政争之具。对于那些还没有入仕的士子来说，就是通过进入会社，结识大佬，好为他们以后仕途铺路。
同时，结社的规模不断扩大。嘉靖以前的社事承宋元遗绪，规模都不是很大，一般只有几个或十几个成员，更多的带有志趣相投者结社议论的味道在其中。而到了现在，为了达到由野制朝、以社援党的目的，文人结社由讲求宴游怡情逐渐变为讲求声气延誉，对于成员的吸收和接纳就比较宽松，入社成员越来越多，社事规模也越来越大，以至动辄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
嘉靖之前的结社，甚至避免谈论朝政，不少会社的社规甚至有明文规定：会间清谈，除山水道艺外，如有语及尘俗事者，浮一大白。清雅所至，视时事政务为“尘俗事”。
但是到了现在，文人们结社，已经是公开自己的政治目的了。现在的会社文学色彩渐褪，政治色彩渐浓，社事活动不仅不再避谈俗事，而且以直接干预时政为务。
所以张居正说道：“殿下，眼下党社之间逐渐融合，互为依凭，形成了党社一体的局面。朝之党，援社为重；下之社，以党为荣，野之立社，就是为了朝之树党，社局原与朝局相表里。”
所以朱载坖不允许士子们结社，无疑会大大的得罪了这些士子，他们以加入会社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朱载坖想要断绝他们的路，他们也绝不会让朱载坖好过的。
讲官们都劝朱载坖还是要慎重，朱载坖笑笑说道：“孤已经三思过了，士子结社，有害无益，孤定要厉行禁止。”
李春芳劝道：“殿下，眼下南直、浙江结社极为活跃，在社士子以千万计，一旦有事，祸生肘掖之间矣！”
讲官们担心的是一旦士子们鼓噪起来，事情就不可收拾了，大明一向厚待读书人，南京又是大明留都，文人聚集之地，到时候士子们鼓噪起来，声势肯定比苏州大不少，恐怕难以收拾。
朱载坖毫不在意的说道：“孤受陛下之命，视师东南，既假节钺，何所惧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朱载坖此言一出，几位讲官都是眼睛一亮，张居正赞叹道：“殿下此言，倒是为臣子的本分了。”
朱载坖说道：“事已至此，还请诸位师傅，助孤一臂之力。”
朱载坖和讲官们仔细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先礼后兵，由讲官们会同南京礼部官员，去国子监向这些士子们晓以利害，要求他们在期限内主动解散会社，到期不解散的，官府就会强行解散。
同时朱载坖还有上疏嘉靖，取得嘉靖的批准，将此事推广全国，讲官们代朱载坖草拟的奏疏，历数东南结社所造成的危害，请求嘉靖断加禁止，并颁行全国，不准士子结社，抨击朝廷。
李春芳为朱载坖的奏疏拟了一个极为醒目的标题：请严禁社盟陋习以破朋党之根事疏，请求嘉靖将假托文会，结盟聚党者，比照奸徒结盟律，分别首从治罪。
朱载坖将奏疏通过急递送往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