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当然知道哪里有铜。倭国就出产大量的银、铜。
一想到此，朱载坖对于蒋洲的倭国之行充满了希望，倭国的银铜对于大明来说现在确实是十分重要，铸钱需要铜，制造各种火器也需要铜，银子就更不必说，朝廷的银子从来都不够用。
朱载坖现在还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让严世蕃先整顿南京军器局，只要要造出堪用的军器再说。
朱载坖处理完这些事情，回到临淮侯府，嘉靖的上谕也已经到达南京，朱载坖领受了嘉靖的上谕后，对于嘉靖同意这些士子们赎刑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不将这些士子们处斩，已经是法外开恩了，现在又允许他们赎刑，未免太过于便宜他们了。
讲官们为朱载坖分析了嘉靖和内阁的决策心理。作为皇帝和内阁首辅，首先是要考虑朝廷的稳定，打击东南士绅集团，固然是嘉靖和严嵩赞成的，但是不能引起朝局的动荡，否则那就麻烦了。
眼下东南士绅集团，已经做大，不是轻易可以动了，只可徐徐图之，不可冒进。整个东南文风鼎盛，经由科举入仕的官员如过江之鲫，车载斗量，但凡家有余力的百姓，都不免供自家子弟读书上进。
因为仕途潜在的经济收益，以及士绅阶层享有的各种免役，礼遇特权更加刺激了人们从科举入仕的强烈欲望，也大大提高了科举功名的社会声望值，在百姓眼里，功名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因而一旦科举中式，便可获得超出庶民的特殊地位。
江南地区，科第兴盛。功名之士除进入朝廷中枢机构和府县衙门外，更多的则是滞留乡里，形成庞大的士绅阶层。他们通过各种师生、同年、亲缘、地缘等关系网络，以及官府赋予的特权，广泛地干预朝廷和地方事务，形成庞大的官僚集团，即便是嘉靖贵为皇帝，也不能等闲视之。
而且整个东南士绅集团的成分也极其复杂，他们当中既有聚敛无度、武断乡曲的豪门劣绅，也有淡泊自守，独善其身的隐士，还有以道统自任，坚守儒家伦理阵地，敢与朝廷争“是非”的“正身之士”。不能一概论之。
更何况东南是朝廷的财源，绝对不能出乱子的。而士绅也有维护东南稳定的作用，嘉靖对于东南士绅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既然限制东南士绅的势力过于膨胀，又要利用东南士绅稳定东南，为朝廷保证财源。
东南据江瞰海，富室大家，蛮商泊贾，交错于水陆之道，是大明的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培育了庞大是士绅阶层，其实能够出仕的士绅仅占整个士绅极小的一部分，大明一科取士不过四百，东南出身的官员常年在二百多左右，还有部分举人也出仕，仕进范围多止于县令、府县教职等六七品官阶。
生员因人数众多且无出仕资格，而成为基层乡绅的主体。生员虽不能凭此身份直接入仕，但国家赋予的经济特权是明以前难以企及的。真正对大明基层官府构成威胁的其实是这帮生员们。
这次嘉靖已经将他们的功名尽数革去，失去了功名的庇佑，他们已经无力再和朝廷对抗了。所有嘉靖才下令对这些人网开一面，这是为了缓和和东南士绅阶层的矛盾。
现在已经不是太祖皇帝的时候了，朱重八在位的时候，皇权日益强化，士绅的地位则日益沦落，太祖皇帝采取强有力的暴力手段，士绅之权受到全面扼制，那时候什么东南士绅，面对太祖皇帝，都如同土鸡瓦狗一般。
朱载坖当然也很清楚，嘉靖虽然是非常的强势的君主，但是只不过比宪宗、孝宗、英宗等强势罢了，和太祖、成祖相比，嘉靖对于朝堂的掌控能力其实是差很多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太祖时要诛戮大臣，根本不需要什么多余的理由，只需要一句话就行了，在太祖的高压之下，东南的文人们，别说在朝廷结党，他们心理上笼罩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变幻莫测朝不保夕的仕途让人敬而远之，他们都不愿意出仕为官，生怕因此丢掉性命。
但是你以为不做官就可以逃脱太祖的屠刀了吗？还是过于天真了。
太祖针对这种情况，就曾经下诏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不出仕，一样收拾你。在这种情况下，东南士绅们只得跪伏在皇权下瑟瑟发抖，江南士人被置于一种出处皆危的窘境，无论出仕还是退隐都不安全，根本不知道朱重八的屠刀会什么时候落下来。
而现在，州县有大量的致仕官员和生员士子，把持州县，架空朝廷派来的官员，朝堂之上，上至内阁辅臣、六部尚书，下至于州县长官，整个东南的士人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集团，即便是嘉靖，也不敢轻易把他们往死里整。
嘉靖选择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嘉靖和严嵩都是玩政治的高手，心眼又多又脏，这些事情，朱载坖就不必去管了。
不过在嘉靖的上谕中，还有一点很让朱载坖开心，就是嘉靖终于批复了朱载坖，以苏州同知署苏州府事海瑞为浙江按察副使兼苏州知府，督理苏松常镇四府粮储。
朱载坖终于把海瑞推上了这个位置，这是连讲官们都没有想到的，海瑞一个举人出身的小官，仅仅一年，就身着红袍，受任方伯，更是在大明的腹心之地督理粮饷，其晋升之快，简直是令人咋舌。
但是这也是朱载坖希望看到的，他要用海瑞这把利刃，狠狠的给东南士绅放放血。
朱载坖随即去信海瑞，要求他在苏松常镇四府当即开始清理花分、诡寄田产，同时令唐顺之和赵文华要全力配合，务必要完成清丈田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