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丁，江东认为并没有那么可怕。其实家丁制度就是大明在有限的军费下集中资源，保障部分士卒战斗力的法子。
自嘉靖开始，募兵制逐渐在明代军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前家丁主要以隐占军士为主，这些行为是有违朝廷法制的，自然就限制了将官家丁数量的扩大。而随着募兵制的全面兴起，借助朝廷的支持和认可，武将可以招募家丁，招募的范围也不仅仅限于卫所军士，其来源甚为广泛，故而家丁得以迅速发展。
而现在家丁分为在营和随人两种，在营就是将领在营中抽选的勇士和召募的精锐，这种所谓在营家丁，和将领没有很强人身依附关系，他们的粮饷由朝廷保证，就如同马芳的马家军一样，看起来是马芳的精锐，但是实际是是马芳从宣大两镇的逃归的蒙古人选拔训练的。
虽然名义上是马芳的家丁，但是实际上马芳根本养不起这么庞大的家丁队伍，朝廷还是能够控制这支军队的。
令朱载坖和江东都比较担忧的是随任家丁，随任家丁最要命的两个特点就是：其一是如果将官解任谢事，家丁也随之脱离队伍，此时家丁的生计就完全仰赖于将官。其二，随任家丁可以在将官的家族内继承。这是最令朱载坖担忧的。
随任家丁完全是将领的私兵，只听将领的命令，朝廷是根本无法管束的，关宁铁骑就是随任家丁发展到极致的产物，所以吴襄才对崇祯说：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绽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就是明白告诉崇祯，这三千骑，就是他们吴家的家丁，从吴襄担任团练总兵以来经营训练的，所以他才敢向崇祯狮子大开口，索要百万饷银，因为吴襄很清楚，朝廷是指挥不动吴家的这三千家丁的。
崇祯即便是向吴襄哭穷：内库只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也丝毫感动不了吴襄，没钱吴三桂是不会动的。
随任家丁的生计完全依赖于主将，主将任职，家丁即在伍食粮，主将卸任或战死，家丁则脱伍，要么仰赖将官蓄养，要么就失去衣食，这种依附关系并没有随着朝廷给这些在伍的家丁供饷而被弱化。而且随任家丁的家族继承性更是说明家丁就像是将官的私有财产一样，主将永远享有对他们的所有权。
所以朱载坖坚决反对这种随任家丁制度，要求江东作为兵部尚书严禁这种行为，朱载坖觉得这样下去官军就不会是朝廷的官军了，家丁尾大不掉，对于大明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而江东却认为，现在家丁还是利大于弊的，主帅需要拥有一定数量的家丁，才是震慑诸军，控制军队。而且将官随任家丁的数量非常有限，大多维持在几十到数百之间，这点啊数量还不足以对朝廷构成威胁。将官赴新任时携带为数不多的家丁对于朝廷整体控制军队的影响不大。
而且兵将相识有利于将领的展布。这些精锐家丁，往往是主帅冲锋陷阵，弹压士卒的主力，将帅们依靠这些家丁控制军队，而且这些家丁，往往充当了官军耳目的作用。
家丁由于和主将关系密切，家丁作为将领的亲信人员，常被将官派遣执行情报搜集任务，也就是充当哨骑和夜不收。因为掌握军情对于作战部署甚至于战争的胜负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探得真情，将官必须派遣亲信之人执行哨探任务。
之前官军中的夜不收、哨探等多是从卫所选拔的，良莠不齐，这些夜不收中间有弃命舍生，用计用财探得真情者；有捕风说谎，警动内地，劳扰兵马者；及有需虏之财，却将内地消息透漏而复不但夷情者，每失查究，以致奸顽者惯习得计，勤劳者无以激劝。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提高情报质量，与主将关系密切的家丁就成为哨探的青睐人选。他们与主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往往能够探知真情，为主帅的决定提供正确的参考。
而且由于明军中将领都豢养鞑官，很多九边的将领也招募鞑官作为自己的家丁，并用他们充当哨探。包括先前被掳、尔后逃回的汉人，亦有蒙古部族归顺的真夷。他们熟悉边情，在蒙古部落中也能够很好的隐蔽查探。这些充作将官家丁的鞑官由于熟知虏情、通晓夷语，具备得天独厚、深入敌方的哨探条件，故而经常被派遣执行哨探任务。
他们带回来的情报对于自家主将的决策起到很重要的参考问题。
按照江东的说法，现在家丁一时半会还是无法裁撤的，朱载坖便问道：“家丁待遇丰厚，必从士卒克扣而来，家丁越强，则军伍越弱，如之奈何？”
在朱载坖看来，家丁就像是趴在大明官军上吸血的一只寄生虫一样，家丁越强，则官军越弱。家丁们所需要的丰厚待遇，都是从士卒们军饷军粮中克扣而来的，这是朱载坖的一贯看法。
但是江东对此只是笑笑，兵部对于家丁还是进行了一些有效的管理，至少这时候家丁还不是完全从官军中吸血的。家丁的粮饷确实要优于普通军士，但相差并不是很大。而且朝廷对于家丁的待遇也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
首先，兵部就规定家丁可以食双粮，但是需要兵部会同清军御史核查人数之后才会发给。其次就是除月粮（饷）外，朝廷还会给家丁额外的赏赐。如冬衣、布花银等赏赐项目。
最后就是斩获所得，由于家丁装备精良，武艺比一般士卒要好很多，家丁出边所获马匹等物，将官一般会赏赐给部下家丁，遇有斩获战功，家丁亦会得到升赏。所以现在家丁的待遇丰厚，倒不是完全靠压榨普通士卒的军饷军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