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问道：“江本兵的意思，是利用督抚的标营来制衡家丁？”
江东点点了头，向朱载坖介绍了标营的情况，督抚的标营是从嘉靖二十五年宣大总督翁万达开始建立的，总督和巡抚开始建立直属自己的标兵部队，家丁即属标兵中的一种。
之前总督虽说是军队主帅，但只有调兵权，并不直接管兵，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这就造成总督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错失战机、指挥不灵、无兵自卫等问题在所难免，建立一支直属总督的标兵被提上日程。总督所属家丁很大一部分是起用了一些拥有家丁的废弃将官。将他们和他们的家丁编入总督、巡抚的标营之中。
后来督抚们也开始招募士卒，加以训练成军。这些督、抚、道等官员所属家丁，一般要委任麾下将官统领，负责传宣号令、率兵作战。这些文臣出身科举，多不谙行阵，能亲自冲锋陷阵的更是极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臣家丁在本质上仍属武将家丁的范畴。而且，从总督、巡抚到道臣，全面参与军队的作战，也显示出文官对武将职掌的进一步侵夺。
兵部希望以督抚们利用自己的标营和总兵等武将们的家丁互相制衡，达到维持朝廷对边镇的控制。朱载坖对这种做法不以为意，用家丁去制衡家丁，能有多少效果呢？
就像戚继光后来评价家丁制度一样：厚养家丁，而以营军充其役，驰其马，且听其骚扰，朘军食而供之，家丁盛则军心离矣。
豢养家丁，说到底就是集中大部分的财力和物力训练出的一支精悍的机动部队。这样的部队虽说战斗力非常强悍，但是毕竟数量十分有限，只适用于小规模作战。在短时期内，家丁起到的作用非常明显，但长此以往，对官军的发展则是非常致命的。
朱载坖直接指出了家丁的两个问题：一是士兵层面，将官既然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家丁这一小部分群体，那么必然导致其余大部分的士兵得不到充分的给养，更无法得到有效的训练，最后朝廷官军整体缺乏训练的局面就慢慢形成；二是军官层面，将官长期依靠少数家丁出边，偷窃零骑，把“偷马、打帐房得功视为制夷之长策，积习已久，这样的作战模式很难培养出合格的军事将领。
朱载坖对江东说道：“江本兵，官军乃是朝廷经制之兵，用之余堂堂之阵者。而今各镇又专恃家丁杀贼，所部卒亦不练。想太祖、成祖时，官军是如此乎？及至大举而入，便谓虏必不可交锋，必不可堂堂相对。凡能神出鬼没，偷窃零骑，挑壕自固，便是好汉，此牢不可破之习也。长此以往，则朝廷之兵，与山贼流寇何异？”
这是朱载坖所不能容忍的，大明为什么最后要亡？就是因为大明官军和流寇、女真人没有任何区别，流寇干的，和朝廷官军干的，没有任何区别，将领的家丁，热衷于借百姓的首级杀良冒功，底层的士卒，则希望劫掠百姓，来养活自己。朝廷的官军，比之流寇尚且不如。
最后的结果那就只能是吃他娘喝他娘，开了城门迎闯王了。所以不管江东认为家丁制度是不是有各种好处，朱载坖都坚持认为家丁制度不可取。
对于朱载坖所提的这些建议，江东也觉得很有道理，表示会考虑朱载坖的话，朱载坖最后说了一点，家丁制是维系将门的重要纽带，这些将门世家的子弟虽说也有军事才能出众的，如刘显和刘綎父子，李成梁和李如松父子，但大部分资质平平，他们之所以能得到朝廷的任用，完全就是因为武将家族掌握了一支精锐的家丁部队。
长此以往，必定尾大不掉，形成藩镇军阀，这是朱载坖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大明已经出现这个苗头了，武将统帅家丁，往往是依靠自己的家人亲族，因为主将亲族不敢贪取首级，惟知奋死直前。将领携带亲族在军中效力在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他们的子侄往往担任要职，而将领所属的亲族家丁在作战时也表现得比较勇猛。因为他们和主将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而同时为了笼络部下的家丁，将领常常通过收养义子的方式与家丁结成更加牢固的关系。主将把这些家丁中的将官当作义子、义孙，主帅既是最高指挥官，同时也具有家长身份，便于自己更加牢固的控制家丁队伍。这样一来，军队被牢牢地掌握在武将手中，私兵化倾向就愈加明显。
朝廷的官军，不但战力低下，而且还沦为武将们工具，不光是朱载坖不能容忍，文官集团一样也不能容忍。朱载坖说道：“江本兵，孤恐到时候五代之祸复萌也！”
江东赶紧说道：“殿下说笑了，朝廷断不会放任此事发生的，臣也绝不会让此事发生的。”
朱载坖对此只是一笑了之，就送江东出府了。江东离开后，嘉靖也随后就召见江东，江东把朱载坖和他说的告知了嘉靖，嘉靖闻言之后，说道：“这竖子还算有点见识。”
其实关于家丁事情，嘉靖早就有所耳闻并且加以防范。早在嘉靖初年，大同总兵桂勇属下有家丁桂全胜，其有擒斩首贼功，且死于阵，应袭升三级而无嗣，桂勇因疏言全胜为臣家丁，即臣子也，乞并以为臣功。
嘉靖对于这么不要脸的武将当然不会惯着，下旨申斥道：全胜无子，宜重赏以恤其家，桂勇已擢用，并功无例，不许。在桂勇看来，家丁桂全胜不仅仅是自己的属下，更是自己的义子，所以才会向朝廷提出并功的请求。
对于家丁泛滥的情况，嘉靖也是有所察觉的，但是眼下朝廷对付南倭北虏重要，嘉靖还来不及处理此事。不过朱载坖能够看到此事，也是令嘉靖极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