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还接着解释道，眼下大同右卫被围，朝廷还不知道要调发多少援兵以及粮饷，所以根本不敢轻易动用通州仓的存粮。
朱载坖不禁急道：“这些都是我大明的子弟，岂可坐视不管啊！现在运河是通畅的，为何不令江南从速转运漕粮，赈济灾民。”
面对朱载坖的质问，一众讲官们都很是无奈，六部尚书、内阁阁老们尚且无济于事，何况他们这些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穷翰林们，虽然他们都是储相，可储相毕竟不是宰相，是没有任何权力的。
张居正只得说道：“殿下，事情已经洞若观火。不死人，这件事便完不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逝者如斯，死一万人是个数字，死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此事若不闹大，朝廷的这些重臣们便不会重视的。”
朱载坖不禁说道：“这就是我大明的堂堂列公？他们就是这么代天子牧民的？漕运既不行，就当从东南购买粮食通过海路转运，到这个时候，还在纠结此事吗？”
朱载坖知道，关于漕运河运还是海运，一直是大明朝堂中的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尤其是尤以嘉靖十一年起，关于海运的话题就一再被人提起。
自成祖以来，停罢海运专仰河运之后，国家粮赋输于京师主要通过大运河完成，但是运河沿线地势高低不一，从而决定了河运无法完全自南向北顺势而行。除此之外，南北流向的大运河又受长江、黄河、淮河等东西流向水系的阻截，这些自然因素给河运带来了重重困难。尤其是黄河，其善淤、善徙、善决的特点成为南北河运途中最大的障碍，也因此造成多次的运河梗阻。
在这种情况之下，黄河与运河的矛盾越发的激烈，仅自嘉靖二十五年起，黄河就在山东曹县连续三年决口。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自嘉靖七年起，黄河开始频繁侵入运道致使运道淤塞，朝廷为了治河和保运采取各种方式但效果甚微。以现在的技术手段无法彻底解决黄河泛滥问题，这也成为漕粮河运的最大阻碍，之前总督漕运兼管河道都御史郑晓就曾经上疏总结过现在运河的情况：筑之甚难，决之甚易，通之甚难，塞之甚易。
这种情况就导致河工劳作不休，夫役连年不止，运道开挖与维护的耗费庞大，即便使用大量人工助运，运河航运的效果仍然不尽人愿。加之维护漕闸、修筑堤坝等工程费用、以及各种与河事相关的机构巧立名目，层层盘剥，运送一石粮食的费用都远远高于漕粮的价值。
而且为了运送这些漕粮，所动用的船只和人员也是极为惊人的，用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合用官军十二万五百余人。自宪宗朝起，就不断有人重新提起海运，尤其是本朝，黄河的多次泛滥使得运河朝不保夕，海运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为此，自嘉靖十一年起，围绕着海运还是河运，朝廷官员爆发了激烈的争辩，有关海运风险高低、费用多寡、有无必要性。
但是实际上，影响海运还是河运的根本因素还是在朝廷，在政治方面。其中反对海运最坚决的就是河道官员，这些河道官员们往往为突显自己的功绩而致力于河运，而坚决反对海运。
他们认为：今之黄河固古之运道也。昔固北行而今始南迁也。民间舟楫往来如织，未尝一日废也。在古则宜，在今则否，在南则利，在北则否。在民则可，在公则否。在海则易，在河则难。吾亦不知其何说也，他们甚至将元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海运上。
在海运、河运争议过程中，这些河道官员希望通过治河来突出自己的权力，渴望在任上有所作为从而获得与成祖朝名臣宋礼一样的声荣。除此之外，他们也会考虑到“治黄”、与“治河”之间的密切关系，“治黄”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治河”，“治河保运”是河道的官主要任务，行海运废河运就是对“治河保运”的根本否定。国家对黄河的治理关系到地方的安危，这些河道官员在突显自身权力和价值的同时，又要保证国家对黄河的关注，所以才会反对对河道进行彻底改变的海运议案。
更何况朝廷每年每次疏浚运河，耗费的白银以百万两计，其中不知道多少进了各级治河官员的腰包了，为了自己的口袋，他们也断然不能让海运替代河运。
其实，当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趋于一致的情况下，运道的变革甚至是海运均未遭受强大的阻力，但是，当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群体就会对河道的变革、海运的实行通过各种手段加以阻挠，毕竟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恐怕也不敢轻举妄动。
正是由于他们的阻挠，运河沿线地方利益集团与中央利益背道而驰，运河沿岸形成的区域经济集团排斥海运，所以在这样复杂的地方背景下，放弃漕河改行海运几乎成为一件不可能的好事情，但是眼下朱载坖要利用这次天灾试行海运。
现在北方的百姓嗷嗷待哺，大同的官军急需军粮，而这些商人们手握粮食囤积居奇，只要快速的从江南调运粮食，才能满足需求，而显然，河运没有这么快捷，只有海运，从太仓和松江府出发，运送粮食到天津和辽东去。
但是事关重大，而且朱载坖本就建议过嘉靖，但是嘉靖并没有采纳，朱载坖必须要找到一个极具份量的重臣来一道支持朱载坖的提议，而朱载坖选择的人选就是即将离任的户部尚书方钝，正是因为他即将离任，可以摆脱朝廷的瓜葛，所以朱载坖才就此事与他商量。
方钝作为户部尚书，出面支持此事的话，其份量不可谓不重，朱载坖赶紧命人去给方钝下帖子，请方钝到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