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四。山东，济南。
山东巡抚徐绩、布政使国泰和河道总督兼山东按察使姚立德（1）三人正在议事，忽然提标中军轻步走了进来，禀告道：“抚台大人，莱州府来了公差，说是有万分火急之事。”
徐绩一愣，“莱州，那能有何事？”忽然想到月前沂州知府禀告说沿海有私船贩运规模颇似巨大，自己曾令登、莱两州府查明此事，莫非是这事？想到这徐绩微皱眉头，说道：“速传那公差。”解释一番，国泰、姚立德倒也上了心，通过已经收复的寿张和前面的接战，他们倒是了解了一些清水教的杂事，其中最令他们上心的是清水教刀枪中众多不说，还有为数不少的火器。这可不是一般的鸟枪（2），而是真正的军中器械，并且威力还在官军之上。这批火器自然不会是清水教匪徒自造的，那么……
片刻，一个壮年公差被领了进来，一脸的灰土，衣服也是污渍不堪。满头的大汗，一滴滴汗水随着脑门流下将满面的灰尘带出一道道痕迹，离得老远就能闻到他身上的那股酸臭。
这人上堂途中已经被那中军吩咐过了，当下跪倒在地，“小的莱州府捕头何晨见过抚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安好。”
徐绩是个官场的老手，如何不知道府县衙门里捕快的油滑，这何晨如此一般定是出了大事，当下说道：“且起身回话。”看何晨一脸感激的站起身来，这才问道：“可是出了大事？”
何晨的脸色登时青白不定，颤幽幽的说道：“大人，天大的祸事啊，鲁东翻天啦。”
梁明是在九月初一凌晨打下的蓬莱，他除了缉拿清朝官员抄没他们的家财外，并无再生它事。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那些富商也没为难，只要你不是全家出逃就成，。当然若是把财产留下了只身上路那就请便，把门的义军丝毫不会为难与你。
初一天一亮，蓬莱城中的百姓稍微试探就发现贴在大街小巷的告示是真的，所以这消息就走漏了。初二一大早消息就传到了掖县（莱州府城），莱州知府急的跟个兔子似的，连忙派心腹何晨到济南报差。
听到了这个消息，徐绩眼前一萌险些一头栽下去，身边的中军急忙相扶。而国泰、姚立德二人也是脸若死灰，但一个清水教已经够他们头疼的了，谁知到东面还有个更厉害的，一出手就拿下了登州府城。
“带何捕头下去。”半响回过神来的徐绩有气无力的摆了摆手，让中军领他下去，“辛苦你了，好好下去安歇。”
不提感恩万谢的何晨，徐绩脸色一片惨白，几句话间他竟似老了十岁似的。“两位大人有何对策？”徐绩说话的生音颤颤的。
国泰、姚立德面面相觑，无言的摇了摇头。正在沉寂时，老天爷好似犯上倔脾气，非要将他们打入深渊。短短的两个时辰不到，送来了八封急报。
荣成沦陷、文登沦陷、海阳沦陷、海宁沦陷、莱阳沦陷、福山沦陷、阳谷沦陷，堂邑告急！
“完了，完了。”国泰彻底瘫在了座椅上。
这句话很有意思，一语俩意思。登州府几乎全幅沦陷，鲁东糜烂，而清水教义军也是攻城陷地，气势正盛。山东局势彻底败坏。而沦县失地的地方官员按大清律是死罪，而作为山东的三府大员徐绩、姚立德、国泰三人也是罪责难逃。
徐绩到底是一省之长，还是有一定的担待的，“鲁东局势溃烂，除非调集大军不然于事无补。此地贼匪虽势大，但孤悬于东无关天下大局。鲁西清水教贼势高弱不提，单单其兵临运河，悠关漕运大事天下安定，是以先除去王伦逆贼，在回师东进荡平登州逆匪。”这既是他为官之责，也是唯一一条救命的道。
姚立德和国泰也不是傻子，自然分得出轻重，当下无异议。
“（义军）王贼窜优无定，东追则西逸，若仅向一处追剿，逆匪转得借窜以疲我兵力，必须四面围攻，断其去路，言可剿灭。”徐绩遂调海州、高唐两路官兵，由西北截其去路，饬临清营堵住正北一路，并令兖州镇总兵惟一率领河镇两标官兵截住东路，徐绩本人则亲率本标官兵从南路直攻，并留姚立德领泰安营驻守东昌，并调布政使国泰料理粮饷，以期刻日荡平义军。与此同时，徐绩还一面咨会直隶、河南督抚，防守边疆；一面檄调德、武（武定）镇营赶往临清及青州驻防满兵，前往东昌策应。另外命青州绿营参将起兵增援莱州。
至初六，青州副都统伍什布领兵500名，分起趱行，全数过省，向东昌奔去。当日夜，姚立德带十余亲随进入聊城（东昌府城）。
而初八当日，青州营参将文坛领兵400名赶往莱州掖县。
“东昌府城为南北咽喉，关系重大”，姚立德到了聊城率先安抚众人，“岂可弃之，本臬台今日到此誓与聊城共存亡。”并在四门广设巡查，七日鱼东门外拿获义军侦探2人，身边搜出顺刀、白布，并审出内情，旋即处死。
义军失去内应，又闻是姚立德亲自守东昌，备御甚严，加之外援官兵亦陆续开赴东昌，遂放弃攻打东昌计划。在侦知临清州城完整，为南北水陆要冲，王伦便打算占据临清为根据地，然后分兵四出侵扰，壮大力量。
遂于九月初八进据堂邑县柳林庄，沿途受到教徒及民众的欢迎。当王伦率部进驻柳林时，教徒刘君爱、杨二记脸、郭济美等传唤同庄人去跪接以免死。柳林距临清40余里，临清州官绅大为恐慌，州官秦震钧下令断去闸桥，撤出各口渡船，舁临清关税银置城内，以供军需，广积米谷、薪刍、火药、火绳、铅丝等物”，署都司张?、守备孟大勇等各率团勇计80余人分堞严守。次日，临清副将叶信闻义军逼近临清，即慌忙带本协兵200名、抚标兵50名驰归，以保州城。
ps：（1）清置河道总督专官，掌管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提防、疏浚等事。治所在山东济宁。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设副总河，驻河南武陟，负责河南河务。两年后，黄河险段由河南逐渐下移至山东，朝廷又将山东与河南接壤的曹县、定陶、单县、城武等处河务交由副总河管理。雍正七年（1729）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江南河道总督或南河总督，管辖江苏、安徽等地黄河、淮河、运河防治工作），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河东河道总督或河东总督，管辖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防治工作），分别管理南北两河。
（2）礼亲王昭桂在《啸亭续录》中记载:“余舅氏舒文襄公，“二王伦之役，复逞军威，多杀无辜。又上硫言禁民间私蓄火器，为言官所纠，比以秦皇销兵云。”乾隆根据舒赫德的奏请，收缴民间鸟枪，和秦始皇“销锋铺，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山东省寿张县白莲教的支派清水教领袖王伦起义。起义军英勇抗击，用短柄枪、顺刀、扑刀等简陋的武器与拥有鸟枪、劈山炮、佛郎机等优势火器的敌人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从乾隆四十六年到乾隆五十九年，每届年终，各省督抚都循例奏报收缴民间鸟枪数字和地方官失察鸟枪案件。从这十多年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全国共收缴民间存留鸟枪达四万四千余杆。分省综述如下:四川在当时全国十八个行省中，四川省收缴民间鸟枪最多。从乾隆四十六年到乾隆五十七年，就收缴一万六千九百八十七杆。乾隆四十六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奏称:“川省犷悍成风，伤拒之案多于他省，而本年咽匪肆行，胆敢持枪抗拒，尤为不法。是臣在川言川，尤应巫请收禁。”福康安提出，成都、重庆、嘉定、龙安、保宁、渡川、顺庆、夔州八府及叙州府的宜宾、高供等县，并直属石柱、叙永二厅，Ylu州、资州、忠州、达州、绵州、邓州、眉州七直隶州俱系内地，所有旧存鸟枪，无论曾否编号，一律令其自行缴销，给半年期限办竣。设边之雅州、宁远二府、松潘、杂谷二厅，茂州、酉阳二直隶州及叙州府属之马边、通判、屏山一县地方，“均与土司壤址相错，密迩‘番吏’，防御所需，统收恐有未便，应请将私铸鸟枪示令首出官编字号，并伤嗣后凡有铸造，应行报官准铸验铁记档造报。”就是说，除接近少数民族地区外，其他地方民间一律不得留存鸟枪。福康安并伤令查明全省境内铁匠铺共有若干，每户各给简明告示一纸，禁止其铸造和售卖鸟枪，违者予以重究。
江西收缴民间鸟枪也较多。从乾隆四十七年到乾隆五十八年，共收缴鸟枪铁锐一万四千五百余杆。
福建从乾隆四十七年到乾隆五十七年，共收缴鸟枪四千五百二十余杆。福建巡抚伍拉纳曾奏称:“闽省滨海岩疆，民刁俗悍，鸟枪乃军营利器，更不容私有留存。漳泉延津一带，鸟枪较多，而械斗之案多有竹铣一项，习用者皆漂悍之徒，施放堆捷，伤害几同火器。台湾一郡，则最防铁斤偷渡出洋，鸟枪一项亦间有私带，更当设法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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