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不是没有想过，在自己掌控大秦帝国朝政的时候，就解决掉各地方言各异的问题。品书网.vodt.com
但是在他定鼎关中之后到匈奴人入侵这一段时间，秦帝国的国家政策主要还是偏向于战争方面。
要么就是张嘉师为了积蓄力量，不断地向关东的乱军或者是诸侯发起大规模攻势。要么就是为了应对匈奴人的入侵而进行的庞大战争准备。
像是这种“旁枝末叶”的小事情，张嘉师自己一来是没有功夫进行这样的准备，二来则是秦帝国哪怕是在关东乱局逐渐平息之后，同样也没有足够的基础，甚至是准备来完成这样的事情。
张嘉师不是不知道统一语言对于军事发展而言，同样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一旦军方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标准，那么在军令执行，训练甚至是诸多部队相互之间的协同，都有着很利好的优势。
眼下的秦帝国军队，几乎是来自秦帝国各地的大军，甚至是有着一部分是苗人的山地部队。
在这么一个前提下，张嘉师更多地只能够指望自己麾下的官兵，在配合甚至是相应的训练方面，尽可能少出一些基于语言方面的问题所产生的篓子。
这个可不是张嘉师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解决的，而且让张嘉师无语的是，不仅仅是军队方面，即使是在大朝会，张嘉师自己有些时候面对着一些并不算太熟悉的方言的郡守郡尉汇报情况，它都只不过是勉强不会听错而已。
所以，语言问题事实上就是一个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必须要尽快解决的一个根本要素之一。
张嘉师不禁想起了一句后世穿越之前听说过的一句粤语方言：“鸡同鸭讲眼碌碌”。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一只鸡跟一只鸭交流，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四目相对，结果并没有什么卵用的情况。
而在某一个方面而言，中国历史上的方言问题，往往会导致交流出错，甚至是引发一些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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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外，在历史上汉化的国家也不在少数。
而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在汉化的时候，恰好就是占据了原来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区而逐渐发展出自身的一套汉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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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这一个国家可以说是汉化时间几乎与其立国时间几乎一样的国家。
915年耶律阿保机出征室韦得胜回国，但被迫交出汗位，不久他在滦河边建设了一座仿幽州的城敦。916年3月17日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即辽太祖。
辽太祖收留因河北战乱的流民，在草原上按照中原风格建立城敦以安置他们。并且任用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与卢文进等汉人为佐命功臣。
这些人在很大一方面，而汉文化在辽国境内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功劳。
但是辽国的汉化进程是比较缓慢的。
而有一点比较明显的是，辽国的汉化事实上最终没有形成一定比例，但是却确立了一个可以说相当适合辽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那就是辽国时期的“官员两制”。
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并且改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辽世宗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一系列改革，将辽太宗时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废南、北大王。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辽世宗的改革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
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
而这种制度也在辽国的军事方面出现：
其兵制中斡鲁朵中的宫卫骑军兵甲，教练完习，简选天下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既担任保卫任务，又出兵打仗。另外还有部族兵、汉军、渤海军等。契丹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平时放牧渔猎，既是生产经济活动，也是军事练习。有战争很快即可集合成军。
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一个朝廷两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
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着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
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
“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出自《辽史?兵卫》）。
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出自《辽史?食货》）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而有一种观点认为，辽国文化可以说是契丹人在融合渤海文化以及汉文化的一种新文化发展体系：
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辽东京一带的州县，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
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又建立孔子庙；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道宗时，契丹以“诸夏”自称，道宗又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
在某个意义上，这一个情况的描述可以说是汉化的一种根本体现。
但是由于契丹人的民族风俗受到汉化的影响事实上不算太深刻，所以契丹人的汉化程度事实上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一种程度：
契丹民族的社会与风俗，本不同于汉人。辽朝在统治汉人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同于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则依旧俗生活；介于混杂地区，就呈现两种混合型态。契丹人的仪俗很多，如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祭山、射鬼箭等。
特别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时的“捺钵”，辽朝皇帝带领百官的中央政权，随着一年四时，到各地巡狩，其宫帐的所在地就是“捺钵”。其他还有“头鱼宴”、“头鹅宴”等生活习惯。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
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亚民族传统，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贵族官吏则以貂裘为主，并且穿丝绢服饰，所配戴的装饰也比较多。饮酒食肉为普遍现象，居住以帐幕为主，也有居住在宫室。摔跤、击鞠（踢球）、射柳、射兔节、下围棋和双陆等均是辽人的业余活动。关于节令风俗，辽汉皆有，仍以契丹旧俗为主。
例如元旦日，以弱米和白羊髓为饼。正月七日为人日，食煎饼，称为“薰天饼”。其他尚有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一些节令，名称虽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
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就有饮茶习俗，而且茶风日炽，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无茶，这与他们日常膳食结构和多寒多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宫廷遇重大节日，尝以茶祀祖祭天地，款待宾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隆重、规范的礼仪。
契丹人的节日有立春、重午、夏至、中秋节、除岁节等。立春日，皇宫举行庆祝仪式。
“皇帝进入内殿，率臣僚拜先祖画像，献酒。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奠酒，奏乐。再持彩杖鞭土牛。司长报告春至，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再引节度使以上官员登殿，撒谷、豆，击土牛，臣僚依次入座，饮酒，吃春盘，喝茶”（《出自辽史》）。
又据《辽史?礼志》载：“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下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即地神）位。”
“宋使至……臣僚起立，御茶出，皇帝起，入阁，引臣僚东西阶下殿……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赞！（赞：即赞礼）两廊从人亦如之，行单茶，行酒，行膳，行果。”
可以说契丹人虽然受到汉文化一定的影响，但是严格来说，契丹人自身所选择的“一朝两制”的方式，最终让契丹人保留了自己的民族风格，最终形成的是一个较为有意思的混合文化发展体系。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而言，这种混合的文化体系的存在时间较短，相当缺乏底蕴，所以在历史上的发展而言，很容易就被当地的深厚文化所融合或者是侵蚀。
这一点可以说以西辽的情况作为对比是相当合适的：
西辽统治下的中亚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加强。西辽官方使用契丹语、汉语和波斯语，民间多使用回鹘语。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学习不同民族的语言，促进了文化的融合。
西辽时期，由于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原来使用的回鹘文字母，逐渐被阿拉伯字母所代替。这一时期西辽的回鹘语部族诞生了多位有影响力的诗人，如阿赫马德?亚塞维、阿赫马德?本?马赫穆德?玉克乃克、阿马克?布哈拉伊、苏扎尼?撒马尔罕迪等。
西辽统治时期，汉文化在中亚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由于耶律大石西征的军队中有大批汉人，在西辽定居后，他们与契丹人一起在传播汉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伊犁河谷地区“土人推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
这里虽然只举出汉人把中原“汲器”（辘轳）传入西域这一事例，但是当地人民明确指出，汉人“诸事皆巧”，足见传入的先进技术是很多的。长春真人一行在撒马尔罕见到“汉人工匠杂处城中”，在农村也有汉人，或为地主，或为农民。常德出使西域也见到许多汉人，与当地人民杂居。
在建筑装饰方面，体现了汉人艺术和汉文化与中亚文化融合的特点，如瓦、泥塑和暖炕等。在亚历山大古城发现了有代表性的远东建筑材料：方砖、灰色的半圆瓦。在这里还发现了瓦当。在瓦当上有图案，中央坐着的是佛，四周是菩萨。庙宇中有汉族风格的绘画装饰墙壁，佛像不但有汉族艺术的模型，还兼具古代印度艺术的特点。
此外，位于托克马克附近的布兰塔和乌兹根的两座大型伊斯兰陵墓，都是至今保存完好的西辽时期的伊斯兰建筑。这一时期河中地区的园林艺术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耶律楚材和丘处机写下了不少赞美当地园林艺术的诗歌。
而以上的情况，则是在某个意义上说明了契丹文化已经逐渐被侵蚀甚至是融合当地的文化，最终失去传承的情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