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越知道自己在新生的秦帝国当中，更多是一个边缘人物。
所以他想要在这个秦帝国当中真正的“出人头地”，在刨除了依靠女儿的身份来更进一步之外，就只有立下更大的功勋。
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彭越知道自己想要成功，就必须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而在这个基础上，手段什么的并不需要介意太多。
正如他对巴郡的山民的围剿一样，这些山民的死活对于他而言毫不重要。
但是他自己也很清楚一点，自己麾下的官兵同样不能损失太惨重，要不然咸阳的中枢必然会在这个事情上给他追究责任。
所以对于彭越来说，他在成为了燕郡郡尉之后，更多的是学习应该怎么样进行防守作战。
……
在将近一年时间过去了，彭越自己也算是对长城的防御体系有着比较熟悉的运作与理解。
而这也给彭越相当高的信心，让他在将有可能面对匈奴人的大规模侵攻之中，尽可能不会因为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而导致战线崩溃的结果出现。
但是彭越自己更希望能够挥自己的风格，可惜的是，在到达了长城的将近一年的时间，彭越除了再次受到张嘉师派遣使节给他的告诫之外，他还从边地戍守的官兵口中，知道了匈奴人的作战性质。
那就是匈奴人往往是不会携带额外的粮秣作战，而他们的后勤保障，更多是战线后面的部落牧民们给他们这些作战人员进行保证的。
这也就是换句话说，若是他真的打算如同以往一样对这些匈奴人的后勤进行打击，很有可能在没有解决掉一个部落的同时，就会面对着迅回返的匈奴骑手主力而面对被敌人围攻的困境。
彭越并不是傻瓜，他很清楚这么一来，他的下场会很惨。
即使是他能够在这个困境中率军突围成功，但是一来违反张嘉师多次的告诫，二来则是损兵折将严重，那么等待他的必然是军法的严峻处置。
但是彭越不认为这些牧民并非是不可能的目标，相反，彭越认为柿子挑软的捏是非常正确的行为。
毕竟相对于大部分青壮集中组成的匈奴军队，后方基本上是老弱病残为主的牧民们，就是一个相对而言较为轻松对付的目标。
即使是这些牧民有着一定的作战能力，但是只要这些人当中敢于作战的人伤亡殆尽之后，那么等待这些牧民的，将会是一面倒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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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这个称呼并非是秦帝国创，而是出于《国语》一书：“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依据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
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国语》全书二十一卷：
《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
《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
《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
《晋语》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
《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
《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而严格来说，《国语》更像是《左氏春秋》的一些记载的故事版本。
比如说同样是出自《国语?鲁语》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这个特点：
“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
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赏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踰也。今将先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踰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弗听，遂跻之。
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顺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顺不祥，以逆训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跻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无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既其葬也，焚，烟彻于上。
“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汙库以钟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而无饥、寒、乏、匮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唯此之慎。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此一王四伯岂繄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间之。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鮌之败焉。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争明，以妨王宫，王而饰之，无乃不可乎！
“人有言曰：‘无过乱人之门。”又曰：‘佐和者尝焉，佐斗者伤焉。’又曰：‘祸不好，不能为祸。’《诗》曰：‘四牡骙骙，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又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夫见乱而不惕，所残必多，其饰弥章。民有怨乱，犹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将防斗川以饰宫，是饰乱而佐斗也，其无乃章祸且遇伤乎？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惧长及子孙，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
“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
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吾朝夕儆惧，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辅祸乱，将何以堪之？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而亦未观夫前哲令德之则。则此五者而受天之丰福，飨民之勋力，子孙丰厚，令闻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
“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无有异焉！《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将焉用饰宫？其以徼乱也。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类之民则则非仁也，方之时动则非顺也，咨之前训则非正也，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则皆亡王之为也。上下议之，无所比度，王其图之！夫事大不从象，小不从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则，方非时动而作之者，必不节矣。作又不节，害之道也。”
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
……
但是作为鲁国史官记载的历史典籍，《国语》对作为邻国齐国的记载并不详细，更多是管仲到齐桓公称霸时期的记载：
《国语?齐语》“桓公霸诸侯”：
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
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马选具。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无育，桓公与之系马三百。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鹿皮四个；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为动者为之动，可为谋者为之谋，军谭、遂而不有也，诸侯称宽焉。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教大成，定三革，隐五刃，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矣。是故大国惭愧，小国附协。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
同样是出自《国语?齐语》的“管仲佐桓公为政”：
“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是故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官。
桓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选，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悫以待时，使民以劝，绥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与之语，訾相其质，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谓之三选。国子、高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夫是，故民皆勉为善。与其为善于乡也，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也，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计；莫敢以终岁之议，皆有终身之功。
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不移；政不旅旧，****不偷；山泽各致其时，****不苟；6、阜、陵、墐、井、田、畴均，****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睦，则牛羊遂。”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对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桓公曰：“各保治尔所，无惑淫怠而不听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