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
在很大一个程度而言，更赋可以说是一种主要是军事方面应对危机的经济征收的财政手段。
这一点在很多时候是有着无奈的前提，这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是被征收更赋的人而言，同样如此。
但是在更多地情况下，更赋的征收可以说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纳税阶层而言，是非常沉重的压力来源。
历史在这一个方面的教训非常深刻，不仅仅是秦帝国的民政体系有可能是被主要是来自南征百越，河套阴山之战为首的战争所征收的更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同样的，在后世，加收类似更赋的税收可以说危害甚烈。
其较为著名的是明末的三饷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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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饷是明末加派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辽饷亦称新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
到万历四十八年止﹐明帝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它杂项银两。崇祯四年﹐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剿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总数两百八十万两﹐主要也征自田土。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从崇祯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练饷是崇祯十二年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名义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此饷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其田赋每亩加一分﹐约占总数一半以。
而根据相应的数据记载，三饷的数字有另外一种计算结果：
万历四十六年，以向辽东用兵为由，按亩加派军饷，经过前后三次增额，到泰昌元年，加到每亩银九厘，一年得银五百二十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到崇祯末年，增至九百万两以。
《明史?食货志二》云：「(崇祯十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征一六四厘九丝。」原定以一年为期，但一年以后并未取消。到崇祯末年，剿饷共征三百三十万两。
崇祯十二年，在停征剿饷后，接着征收练饷，规定每亩加征银一分四、五厘，总额达七百三十万两。
三饷的加派反映了明末统治的腐败﹐使激化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并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人心﹐曾下诏蠲免三饷﹐但没有认真实行﹐特别是辽饷的九厘银﹐不久即被编入《赋役全书》﹐成为田赋的正式份额﹐终清一代﹐再未蠲除。
而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唯物史观原则，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人民创造历史”观点，分析明朝灭亡轨迹，经济的弊政无疑是撼动基础不稳的重要依据了。
据史料记载，清朝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在总结明亡原因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明末所谓的“三饷”是导致明朝败亡的最大弊政：“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尽管多尔衮身为清朝摄政王，可能他的言论有时不尽公平合理，但在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无疑是准确无误和一针见血的。明朝灭亡，确实有政治军事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综合所致，但经济失策失败却是釜底抽薪式的关键问题。
一般说来，暴政乱政也会使民众苦不堪言，化腐朽也会让百姓失去精神支柱，但都抵不过经济破产让群众民不聊生来得猛烈和痛苦。明末实行的“三饷”政策，是雪加霜的罪恶一击。于是，庞大的政体大厦很快轰然倒塌，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等待的只有死路一条。
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泛滥，应当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他出身贫寒，深受苛捐杂税盘剥、贪官污吏欺压之苦。所以他当皇帝之后，试图建立一个轻徭薄赋、政治清明的社会。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如说视贪如仇，动辄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再如，带头当廉政表率，规范从政原则，号召民众参与监督等，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明显效果的。
或许人亡政息，他死后，明王朝尽管国号还叫明、皇帝还姓朱，却一步步地回到前朝的老路了，皇帝不务正业、腐化堕落，奸臣当道、乌烟瘴气，宦官乱政、肆意妄为，党争不断、内讧不止等，都与朱元璋时代不同了。
其最显著的不同，是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地增加。明末内忧外患频频，朝廷便以此为由，在原先额定的正常赋税之外，加派赋税。名目有三：辽饷、剿饷和练饷。当时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政府又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开征剿饷时，崇祯皇帝曾满怀深情地表示，“暂累吾民一年”。但开征之后，几乎成了定制，终明朝而未革除。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朝政府实施“杀鸡取卵”般的经济政策呢？按说，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朝政时候，是明帝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代，当时户部太仓库岁收入四百万两白银，号称国库充溢。而到崇祯年间，“三饷”加派多达每年近2000万两白银，可想而知已经到了“耗尽国力”的地步。
而有史料显示，明朝末年，政府每年正常的岁入额为1400余万两，其归入内府作为皇帝和宫廷享乐的约600余万两，属于户部用于政府开支的，不过400余万两。也是说，大部分财力都用在了皇帝与皇宫保障和挥霍，其他开支自然寥寥无几、捉襟见肘了。
所以，庞大的国家机器要正常运行、各级官吏要正常开支，只能采取加赋加派的方法强收豪夺了。不得不提，明末加派的“三饷”，到崇祯十二年，竟然高达2100余万两，远远地超过了正税的收入。可见，老百姓的负担之重，已经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
更为可恶的是，老百姓的负担增加幅度，并不是简单的提高1.4倍这样简单。因为各级贪官污吏都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大好机会。时人有记载：“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交央，自己享用。据说，当时山东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负担竟然增加了六倍之多。
本来，征收“三饷”，是为了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杀鸡取卵的做法，无疑是逼老百姓铤而走险。笔者在一篇章看到，当时有位官员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于是，一个误区、一个怪圈此形成。明末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绝，帝国财政入不敷出，无力筹备军饷组建军队，又不能任蛮夷、流寇蹂躏国家而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征收巨额赋税，却又将良善百姓逼造反之路。为御敌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为寇，要荡寇又得加派，于是恶性循环，乃至亡国。是无法避免的悲剧性结局了。
综所述，明末“三饷”是勒在明朝脖子的绳索，是毫无疑问的亡国之举，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三饷”的加派都反映了明末统治的腐败，使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而较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认为清初时期有“永不加赋”，“废除三饷”的“德政”。
但是事实的是，清朝的永不加赋本身是一个笑话，“废除三饷”同样也是如此：
而即使是在刚入关的满清政权，多尔衮发布诏令，指责明王朝行“弊政”、“疵政”，加派“三饷”害民：“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此外，官方“召买粮料”只给百姓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交纳衙门之时“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是三饷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疵政”。在“弊政”、“疵政”之下，“百姓困穷”，没有活路了。既然明王朝让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么，它不配享有苍的眷顾，灭亡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嘛，说的唱的好听，谁不会？
“永不加赋”是针对农业税而言的，从历史记载来看，清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从康熙后期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农业税保持了一个定额，的确没有增长。但是，这只是正式税收，而不是指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实际负担，除了正式税收，还有非正式税收，即税外收费。
康熙时代，税外收费已经很严重了。一位名叫陆世仪的官员曾经议论说：“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漕粮的正式税额是400万石，但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却高达1400万石，这多负担的1000万石，只能算是加赋，而且远远高出正式税额。所以，即使国家正式税收没有增加，都不能说明没有加赋。更何况到了晚清，面对财政压力，国家正式征收的各种农业附加税远超正式税收，如四川在康熙后期的田赋正额不到67万两银子，而到了清末则实征420余万两，“永不加赋”的祖训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康熙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为了博一个仁政爱民的美名，一方面宣布“永不加赋”，一方面对官吏税外收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雍正接过权力棒，他觉得不能再听任地方官员们胡作非为，而要定一个规矩，限制征收额，同时改费为税，这是“火耗归公”改革。这项改革在开始的时候受到了质疑，因为“火耗”的性质是“加赋”，“归公”等于承认了“加赋”的合法性，而这是与“永不加赋”的承诺相违背的。
质疑者说：“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这个质疑后来一再得到验证，雍正之后，乾隆、嘉庆、道光在接位之初，都有官员提出类似“火耗归公”的建议，实际原因，是费改税后，又有新费产生，越改越多，这是“黄宗羲定律”。
客观地说，社会在发展，物价在提升，一个王朝不加赋是应对不了社会变化的，所以，关键的地方不在是否加赋，而在加的赋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为增加公共服务，还是为官吏个人私利？应该反对的，是后者。而国历史的加赋，恰恰是后者。
而黄宗羲定论也许没有什么人认识，但是换一个词汇则是有可能有更多的人听说过，那是：积累莫返之害。
积累莫返之害是一个社会现象，指的是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涨到一个改革前更高的水准，走向原先改革目的反面。
历史税费改革如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一条鞭法’、清代时‘摊丁入亩’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局限，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涨到一个改革前更高的水准，走向原先改革目的反面。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将这种情况称为‘积累莫返之害’，也是历史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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