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无法理解的是在清朝时期为何要对旗人进行这么庞大的金额支撑。
后世有一种观点虽然是比较笼统，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却有着一定的道理。那就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白吃群体就是清代时期的旗人。
当然，满人这个范畴在当时而言并不能够指代旗人，旗人主要是指八旗制度当中的满人。这也就是换句话说，其他并不算是在八旗制度的满人，自然是无法享受这种优待。
至于为何会演变成八旗兵在清朝中后期不堪大用的这个局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八旗兵制度所带来的必然问题，另外一个则是在清朝中叶之后，清帝国事实上已经无力支撑旗人供养这个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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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兵以满洲八旗为基干，采取世袭兵制，在年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旗人无需经营即可坐领清廷饷银米粮，加重了百姓负担。
旗人从此在闲事上花尽心思，于是，食王禄，唱快书，养靛颏儿，提笼架鸟，种花弄草，养鸽子斗蟋蟀，听书唱曲，泡茶馆捧戏园……等等，等等，围绕着吃喝玩乐，排遣闲暇，忙活得有型儿有派儿。
旗人是京城休闲娱乐的重要群体。八旗子弟从词面上讲，本应是个中性词，无非是指八旗的后代，但实际上却成为具有专指涵义的贬义词，指的是八旗后代中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整日耽于嬉戏的纨绔之徒、浮浪之子，好吃懒做、酒囊饭袋之辈。
曾经的八旗骁勇，在二百六十多年的安逸中，不少变成了整日提笼架鸟，斗鸡走狗的玩家，这是个历史的嘲弄。对于八旗将士实行优容政策的初衷，却导致了许多八旗后代难以自拔的荒废丧志。
八旗在清朝军队中的作用是逐渐减弱的，至清朝末期八旗已经不是主力军队，清廷依靠地方部队与列强作战和镇压农民起义。
清代八旗子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八旗创立以来，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活跃了三百多年。他们辉煌过、成功过，也衰落过。但是，在三百多年间，中国的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天山南北、西南边陲、闽粤海疆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不单单是后来被人们所称的“纨绔子弟”。
八旗子弟不等于满族，简单意义上说八旗子弟是为清朝打下江山的那20万人的后裔，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的，除了满族、汉族和蒙古族外，还有鄂温克、达斡尔、锡伯、朝鲜族及一些维吾尔族、俄罗斯族人等。
清朝初期及中叶，当时其他民族及八旗子弟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辽阔的中国版图许多是由其他民族和八旗子弟共同巩固的。清代鼎盛时期，统一多民族的大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当时的疆域，继承了明朝鼎盛时期的领土，东自台湾及所属的******，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起南海诸岛，北抵恰克图，东北到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但也丢失了贝加尔湖、尼布楚等大片领土。
清朝后期，中国丧失了近4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统治者八旗子弟的腐朽无能。
为这一“大一统”盛世的实现，其他民族和八旗子弟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诸如顺治年间逐鹿中原、北击罗刹；康熙年间平定“三藩”、征服台湾、收复雅克萨、三征噶尔丹、安定西藏；雍正年间平定青海、平定西藏阿尔布巴之乱、西北用兵；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两征廓尔喀、强征锡伯兵西迁伊犁戍边、南征缅甸叛乱；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之乱等等。
鸦片战争以后，在反抗列强入侵的斗争中，许多八旗子弟也同仇敌忾，无奈战斗力太弱，导致屡战屡败，与列强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
八旗子弟不仅以武功传于后世，他们崇尚先进文化善于学习的精神，也留下许多佳话。入关以前，整个满族的民族文化都比较落后，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开始，就特别重视八旗子弟的教育。皇太极曾下令：“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
于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乃至部分八旗子弟，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爱好和崇拜，开始有系统地学习和汲取。
如皇太极之兄阿巴泰，本是一介武夫，率兵打仗路过苏州，他没有像其他八旗子弟屠城杀戮抢掠金银财宝，却抢来一大批文人，留在府中教子弟读书。清统一中国后，皇族教育在制度上更加完善、正规。宫中设立上书房，选择学问和品德最好的大臣教皇子读书。
上书房的制度极严，曾于军机处任职的赵翼在其所著的《檐曝杂记》中写到：“本朝家法之严，既皇子读书一事，以炯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
不仅皇子皇孙如此，闲散宗室和觉罗也分别安排在八旗官学、左右翼宗学、八旗觉罗学、八旗义学中学习。
正是由于满族如此抓紧八旗子弟的教育，崇尚汉文化，三百年来，人才辈出，成就斐然。古今中外也不多见的康熙皇帝，他精通经、史、文、算术、几何、天文、物理、骑马、射箭、游泳、火器、钟表、书画、音乐等，内心崇尚汉文化。其孙乾隆皇帝也大有祖父遗风，不但多才多艺，在国家治理上也是大有作为。
但是汉化过于严重的下场，就如同他们的先祖金国的满人一样生活逐渐变得堕落腐化。
在这一点而言，随着时间的演变，就出现了清朝中后期八旗子弟不堪大用的局面出现。
更有甚者，在清朝灭亡之前，八旗子弟最为出色的人，居然是一个原本在八旗当中不起眼的家族出身的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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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外一方面而言，清朝的财政收入恶化，也导致了八旗制度的迅速败坏。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观念，那就是穷文富武。
但是在清朝中后期的旗人供养的投入大幅度下降，以及旗人的总体基数急剧增加，八旗制度的战斗力储备自然是一落千丈。
在清朝中期，随着家族繁衍，旗人人口日繁，而能当兵的数额是有限的，增加兵额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旧制，八旗每旗设十五缺，为十五善射，清语谓之托佛霍托。无论王公、文武大臣、侍卫官员、拜唐阿、兵丁、闲散宗室，概行拣选引见，而拜唐阿、兵丁列班在后，挑取极难。”因为“护军、马甲皆有定额”。
八旗为常备兵制，在八旗各佐领人丁中“挑补”旗兵，“择其能骑射，可供驱使者，额设兵丁之外，添设若干名”。但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进关前夕大约是三丁一兵，康熙年间是五丁一兵，乾隆年间是八丁一兵，以后兵的比例更小。”
每家“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靠着一名士兵每月一两银子、五斗米赡养一家十几口人的情况相当普遍，如果仅靠“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少时候”。再加上清代中期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因素，旗人的生活更加的艰难。
“开国以至中兴，武功之盛冠冕区夏，而俸饷所支，尚循初制。百年以来货昂银贱益形微薄，除例扣外，实领不及五成。此外地租俸米，更属无几，且有无俸米者。”
《履园丛话》中亦记载了物价上升，土地日贵的情况:“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
挑甲当兵是普通旗人的主要出路。
额兵成为吃粮当差的现役军人，余丁则是无饷无差的旗下平民。进关初期，八旗兵都有粮饷，可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以后，“各省绿旗兵饷日增，故所入者渐少。是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
尽管所费巨大，但是，“国家之经费有定，户口之滋息无涯。于此而欲博施济众，虽尧舜犹有所不能也。”
旗人长期以来，衣食住行，基本上被国家“包”了下来，所以导致了“国初勋裔环卫京师，体制、饷糈较绿营为优。而营运资生之策，则较绿营为绌。绿营兵丁，饷粮虽薄，应名差操之暇，可佣雇谋食，手艺营生。辞粮退休，尚能自食其力。八旗之聪明俊达者，为士勇敢强壮者为兵。惟在致身仕途，博廉优俸为仰事俯畜之计。”
旗人的自我生存能力很差，除了当兵、从政之外，一无所长。“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
可以说，由于清的禁锢政策，导致了旗人谋生能力的下降，乃至于丧失。“夫旗人之所赖以为生者，惟有房地，别无他项。”“皆袖手而仰食”。
如此一来，他们坐吃山空，依靠典卖土地为生。京畿附近，“五百里之地，虽尽膏腴，而土则不能加辟。八旗之人，虽皆食禄，而丁则逐代增添。”到乾隆十年，畿辅“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
乾隆帝为了保护旗人的利益，曾进行四次大规模的“回赎”旗地的举动，并定《典卖旗地追价之例》，然而收效甚微，乾隆帝自己都说:“赎地一事，恐未必于贫乏之旗人有益”。
旗人出现严重的生计问题，即使是待遇颇高的禁旅八旗生计也日见窘迫。
当时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写道:“在北京为数众多的八旗兵中，有一大部分由于债台高筑而陷于极度贫困，他们军饷的大部分都付了债款的利息”，连皇帝的“禁卫军中有一批低级军官，大约七、八百人，以及皇室一些其他军官，也是债台高筑。”
更有甚者，有些旗人竟然沦落为乞丐。“乾隆中，有某制军者，八旗人也。其盛时，姬侍僮仆服饰饮食玩好之属，穷奢极侈，日费不资。及罢官归京师，数年成穷窭子。又数年，成乞丐。”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决定让旗人从事农业生产，认为是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有效办法。“边外积谷甚属紧要，达尔河地方着交与内务府，派各庄壮丁耕种，呼儿河地方，令五旗王等庄屯人前往耕种。
其子粒、耒耜、耕牛皆令预备，着派谙练农事官员前往监管。”
但是因为相当多的旗人长期脱离了生产劳动，身受城市腐化的生活，他们“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对于种地已经产生了轻视和不习惯的思想和情绪，“八旗骑射成俗，语以为兵，则万里不辞。语以为农，则故乡裹足。”
许多大臣建议:“除为官、披甲当差之人，在京居住外，其余闲散人等，如有情愿在屯居住，自行耕种者，俱各听其自便。”在这种情况下，清统治者决定:“移驻京旗人三千户，酌议自道光四年为始，第年称驻二百户，分为四起”，到双城堡开垦土地。但是，“查双城堡移驻京旗，自将军富俊条奏，经理数年，糜帑数十万两。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驻二百户。查上年移驻五十三户。本年移驻七十六户。总未及一百户。”但清统治者对驻京八旗的移垦政策，也并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许多大臣天真地认为:“旗人不过一迁徙之劳，永可丰衣足食，较之株守在京饥寒无策、告贷无门，相去远矣。”
大学士法式善曾经建议将八旗闲散人丁，移往口外西北一带耕垦。就遭到嘉庆皇帝的斥责:“旗人生长辇下，一日迁到边地，必多以为不便。”“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不久，批驳罗家彦的上奏又说:“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往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
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兵额，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就出现了这一现象:“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典于民。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大清帝国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