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把他那份盒饭吃净了，而且吃得样子很享受，细嚼慢咽，每一口都像在仔细品尝。吃的过程不发出声音，没有一粒饭弄出盒子外来，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认认真真。就连那空了的饭盒及包装也都被他恢复成原样，包括那封口胶纸都复了原来的样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没动过的一份饭菜。空姐来收拾餐盒时，还问了他一句，“您不吃吗？”，当她的手碰触到饭盒时，她微微一笑，利索地将它收走了。
机舱里慢慢静了下来，大部分乘客开始闭目养神。这时旭掏出他的烟斗叼在嘴上，他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不时观察乘客的那个空姐的警惕，她快步走过来，“先生，飞机上不可以抽烟的。”
旭扬起头，两个浮在厚镜片上小眼珠定住了似的盯在空姐的脸上，他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抬手晃了晃，小声说道，“不会给你找麻烦的，空的，没烟。嘿嘿！”空姐似乎仍不放心，没有立即走开，依然一脸认真地站在那里看着他。
“不放心我是吧？”旭右手很有型地握着烟斗，又将烟斗送进嘴里，刻意地用力“嘬”了几下，然后松开唇部肌肉将烟斗从嘴里抽出来，再朝空姐一晃，将烟斗嘴子这头握在左手心里摩挲了两下（擦口水）塞进了裤兜里。随之两手掌相互轻轻一拍继而朝空姐摊开，“这总可以放心了吧。”空姐被他这一连贯的动作逗笑了，走回原位去了。
旭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接下来他也没有闲着，不知又是从他哪个口袋里摸出一本薄薄的小书翻开来。我瞥一眼，像是竖版印刷的诗词类。
“喜欢诗？”我问。
“嗯，噢，”他把封面给我看，是一本硬笔书法抄写的诗词字帖。
“还练字？”“闲着。琢磨琢磨。”“你的字一定写得不错。”“一般吧，干会计这行写字是起码的。”
旭的字真是写得不错。那几年里，我担任工厂内部报纸的副编辑，布置旭投稿，旭不想发文字议论，每次都是交一副钢笔硬笔书法帖子来抵。倒也是给那个内部小报增加了色彩，因之前已办了几年还不曾有人为报纸出过书法稿件。旭的字显出他本人的个性“清秀洒脱利落”。
“没见你带换洗衣服啊？”“带了。”“带了？”“是啊。在包里。”“你那包还能装下衣服？”“装得下。”“就那么一个文件夹，还真能装下衣服？”真搞不清楚他，我背了个大旅行包，还觉得不够。
“出门尽量简单点，”他看我一眼，“就贴身换的两件。”他的话简单，又盯着字帖看去了。
我还是有话要问他，“你坐飞机次数多吗？”“一年一两次吧。”“都在候机厅里吃饭吗？”听我说到这上面来，他合上了字帖。
“不是的。”“哪今天怎么要拉着我去吃面呢？”“噢，没给您说。三荣电话打招呼，说您很省，在外面吃饭的事要我来办。”我这才知道是老板交待过。
“其实用不着老板这样客气。候机厅里五十多一碗面，怕是老板自己也不会去吃。不是老板出得起出不起几十块钱的事，是那个面那个饭的价格太离谱太吓人。”“唉。谁说不是呢。我还一直以为就比外面高个十块八块的呢。”旭与我感觉差不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的穷与落后，早已固化了国人的“特权”意识，于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的细微处，无不有“特权”在行使。任何领域或是个人，只要稍稍沾点权的边缘，就要想方设法的要把它弄成“特权”，而且是心狠手辣淋漓尽致的超常利用与发挥。
倒回前一些年去说，那时就连火车软卧铺都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坐的（你有钱也不让你坐，不过那时也没有人有钱），非要“县团级”以上的“国家干部”才有资格坐软卧。平时那有那么多县团级干部出差呢，于是宁可让软卧车厢空着，也不肯把剩余的空间让一点给那些在硬坐车厢里堆起来快要窒息的普通旅客。那时在工厂我出差坐火车经常是钻在座位底下熬到站的，因为连坐票也买不到，一次偶然发现软卧车厢门没有锁死，走过去一看，那节软卧车厢只坐了一个老头，全空的。
火车软卧铺都要限制在“县团级”的那个年代，说到坐飞机连刚够资格进软卧车厢的县团级，也会没了他那平日里的神气活现，也与连软卧也没有资格坐的平头百姓一样，指着天骂那上面的娘了。
后来，总算改革开放了。有钱，普通人也有资格坐火车软卧了。再随后，只要您花得起钱，普通人也有资格坐飞机了。这些过去原本是由少数人“把持”的“特权”，现在却“放开”让全民享受了。放权，对于原来把持的那些少数人来说，他们总是要抵抗的。好像国家放开的这些权，是他们从祖上世袭来的，如今放开让全社会分享，他们是那么的心不甘情不愿，这五十八元一碗的面的霸气就出来了，像在说，别看飞机能让你们坐了，可老子还是这儿的主，这地盘还是老子们的，要在这儿吃饭，老子照样给你们一点狠颜色瞧瞧。
我怕这股霸劲，那时，凡是这候机厅里的“饭铺”“面馆”，我都是不去挨边的。当然，随着开放与社会管理进步，后来，候机厅里卖饭卖面的也不再像开放头二十几年那个霸气的样子了。
“吃面的事就不要让三荣知道了。不然，他会觉得我花他的钱太不当回事了。”旭已是第二次说这话。旭与老板虽是同学，来同学这边做事也是显得很小心的（他的小心与我的小心还是有很大不同，后面会说）。
上海这边公司派车到机场接我们到了入住的旅馆。来人是上海这边分公司的财务经理，我们在上海的食宿是由他安排。告诉我们旅馆离他们公司办公的地方很近，步行一刻钟就到。旅馆内部有餐厅（食堂水平），吃饭在餐厅记账（没有说开支标准）就行，到时他会来结账。总之食宿的事都不要我们自己过问。事后知道，是老板事先给上海电话交待过。
办好入住手续，已过了下午四点半，财务经理说，他们的总经理下午在一个商场谈生意，去了公司也碰不到面，明天早上他会来领我们去办公的地方。
晚餐时间，我们来到旅馆餐厅。旭，让我在位子上坐下，他去点餐。他点了两荤两素，加两瓶啤酒。每人一个荤菜一个素菜，说不上浪费更谈不上奢侈（上海人的菜份量小），吃起来本可以没有心理压力。旭不喝酒，这让我很意外，让我一人喝，心里就难安了。在我再三劝说下，他勉强不过喝了半杯，很快，他那白里透黄的脸就变成猪肝紫色了，而且连脖颈颜色也深了。知他真是不能喝酒，就连啤酒也不行。再说吃菜，他也不太动筷子，就是动筷子，也是拈一点就算是了。饭也是只吃半小碗。
“怎么，你就吃这点？”我问。
“您吃吧。我饭量就这么大。”他回。
“哪，飞机上的盒饭你不都吃完了？”
“是啊，我刚吃不比飞机上的盒饭少了。”
我没话说了，飞机上那盒饭的份量我还能不知道。
“不用管我，您尽管吃。”他说。
“让你看着我吃，说不过去呀。”
“我抽烟总行了吧。”他掏出烟斗，把香烟插上点了火，慢慢吞吐起来（那时，公共场所还没有禁吸烟）。
“你签字时看了多少钱吧？”我问。
“八十多元。”旭答。
“八十多。两荤两素，带两瓶啤酒，真得不算贵。”我说。
“是啊，你放心吃吧。”旭说。
“贵是不贵，但还是可以减少一些。”
“怎么减少？”旭问。
“这头一顿，我喝点啤酒就算了，后面就不要了。你饭量小，又不多吃菜，点一荤一素我们两人就够吃了。这样一顿晚餐费用就不会超过四十元。”
“两个人吃一荤一素两小盘菜，你也太为老板精打细算了。”旭说。
“你听我说。我们在这儿要呆十来天，不省点的话，末了结账时，怕要上二千元饭钱了。这会让上海这边的同事怎么看我们，他们不可能有这样待遇吃饭，心理能平衡吗？我们吃饭费用不控制，又如何去建议上海这边控制费用开支呢？”我说了细的想法。
“老板给上海这边打了招呼的，他们不应有想法。再说，我也没有大手大脚。”旭说。
“你听我的，每餐只许点一荤一素，不要啤酒。”我说。
“行，行。听你的。这样，一荤一素，一瓶啤酒。”
“你不喝酒，还点啤酒干什么？”
“您喝呀。”
“我也不喝了。”
“您这是为啥，一瓶啤酒才五元钱，您在家不也是想喝就喝吗，没人要您省这五块钱。”旭说。
“可说起来不好听，出差上海天天喝啤酒。”我说。
“没人说您。现在谁还把喝瓶啤酒当个事。”
“那就依你，算上一瓶啤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