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说一点对您的看法吗？”旭叼着烟斗，样子认真。
“对我的看法？什么看法？”我一愣。“不愿意的话我就不说？”他把烟斗从嘴里拿离，浮在镜片上的两颗绿豆带着些许血丝直盯着我，那点啤酒对他也过敏。
“嗯？…嗯，你说吧。”他会说什么呢，我心里真没底。“您是不是太小心了？”“指什么？”“做人呀。”“做人？噢！小心点不好吗？”“不是不好，是没必要像您这样小心。”“我也没怎么样啊？”“您自己也许不觉得，但让跟您的人很累。”“你是指吃饭怕花钱吗？”“不光这个，还有…”“还有什么呢？”“嗯，怎么说呢，处处…，处处的谨小慎微，对，就是‘谨小慎微’。”“有这么严重？我们昨天才见面呀。”“这不是时间长短地问题，我一见您的面就开始感觉到了。”“能说具体点吗？”
“也说不到哪里去，就是有一种感觉，您像是怕谁似的。”“你觉得我怕谁呢？”“嗯，也说不清楚，您是不是怕伟叔？昨天见您在他跟前就很小心。”
“是吗…没有吧…”冷不丁地被旭点到了痛处的我，顿时语塞。“您的个性也不像让人的，怕他什么呢？”旭往深里问。“在外打工，处处小心为好。”这样回答旭，也就表示认可了他对我的感觉。“打工也没必要去怕谁。我这些年在省城照样是帮人打工，现在到这儿来也还是帮同学打工，靠自己能力挣钱吃饭，又不欠谁的，凭什么打工就要怕谁，要是这样哪还吃得消，岂不是要得忧郁症。”他慢条斯理的说着，之前喝的那点啤酒对他皮肤的作用正在退去，脖子上的猪肝色从变浅继而又恢复了原来的黄里透白色。
来南粤打工已四个年头了，我还是头一次与同是打工仔身份的聊这类话题，竟生出得一知己的高兴来。两瓶啤酒也够倒六七杯的，我自斟自饮，与旭的话也就更加多了起来。
“同是打工，你是省城的本乡本土的，你当然可以不怕谁。可我从内地过来这边，伟叔给了个落脚机会，我在他面前忍着点还不是应该的？”“忍着点是没错，可您却是太小心了。您不这样对他，他也不会把您怎样。”“你说的也许没错。不过，我都这样几年了，也没必要再换个面孔对他了，就继续这样了。”“只有您能这样忍，搁我身上不行，我宁可走人也不受这个。”
“也没什么，不就在他面前说话小声点。到哪儿又不一样呢？”
“您这样委曲求全，哪我还能跟您吗？”“你是老板同学，我怎样的也不会碍了你。”“话不能这么说，后面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如果您不敢为手下担着点，哪您手下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从旭的谈话里听得出来，他其实是知道伟叔的，当然也包括知道我。
在这儿说担当，怎样替手下担当呢？我心里清楚得很，伟叔能容得了我在这儿说了算吗。他什么都揽在手里，我还能去与他去争吵吗。就是争吵又有什么好结果呢，他就能改得不是现在这样了。再说，我也不想与他争吵，我从来没有为争夺什么与人争吵的习惯，我认为与人争权夺利太失体统。如果，我不能改变在伟叔手下的现状，正如旭说的那样，做我的手下又有什么干头呢。
“你我都只是来打工的，做事就是了，其他的就别多想了。”我只能给旭这样一个调子。“我这是为您考虑，并非是我非要您怎样。我这个人没有大想法，不想发财，自己有碗饭吃家人有碗饭吃就行。再说白了，我现在并不是没饭吃了。同学老是叫来帮帮，顾个面子也就来帮帮。不图他什么。但到一个地方做事，得顺气才行，大气都不敢喘，哪我来受这个憋干什么呢？”他看着我，烟斗轻轻敲了敲桌面，旭不是那种容易上脾气的人，很尖锐的话在他嘴里说出来，也是慢条斯理，语气柔和的，及至脸上还带着些许的微笑，很容易被人误解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说他不上脾气，也不尽然。也可能是因他说话音量限制，没有大声音出来，被以为他是一个激不起脾气的人。因为在他表达那些尖锐语句时，他的脸与脖子也都是呈现紫色的。不过，我想他已经是没有必要去大发脾气的，他说了他不想发财，而他自己与家人又都不缺饭吃，已经入了犯不上还为啥非要去争个脸红脖子粗的境界。也许正是旭的这种不屑与人争的心态，才让我感觉与他交流的轻松自在。
这个旅馆的食堂晚上并没有多人在这儿用餐。我这人边吃饭边说话，不知不觉中会不停地吃菜，沪上的菜份量本就少，盘子底也就都露出来了。旭见我这样能吃，转身叫服务生再添个菜来，哪知那个服务生手里捏着记账（菜）单就站在我们背后，挂着一脸的不高兴。“打烊个晨光老早过脱了，阿拉回家路老远啦！”那服务生冲我们说。我们左右一望，吃饭的只有我们两人了，服务生早已把柜台的灯都关了（里面的厨师早就没影了），就等我两走人了。
“这才几点，你这个老板就不想做生意了？”旭问。“我打工的，不是老板。”“哪你还这么早关门，不多赚点钱？”“做的天亮钱也是赚不完的，快签字，阿拉要回家了。”服务生催促旭在菜单上签字。“听到没有，人家也是打工的，还是个服务生，都活的这么轻松。”旭从服务生手上接过签字笔，说是说给我听的。
同是赚钱的行当，沪上和南粤真是大不同。这傍晚七点多钟，是南粤吃的大小排档刚刚摆场子的时间，这沪上的却急催客人早走他们好打烊回家了。南粤吃的排档差不多是要搞通宵的（大多经营到后半夜色三四点钟），催促客人离开的事绝对不可能在南粤出现，为了赚钱，只要有一个客人，无论再晚，他们就不会收档。真是一地是一地的观念。既然这里就是这样规矩，我们也只能离开，好让服务生早点关门回家。
昨天接我们到旅馆的那个财务经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就赶到了我们住的旅馆，来领我们去分公司。头晚上，我在沪交通图上弄清楚了我们住的旅馆位置。它在市区的西边（普陀区），离真如火车站不远，把分公司设在火车站附近，可能是考虑提（发）货的方便。
因是同行，旭与分公司财务经理很快就熟悉起来，两人有话说。我们已经知道他叫阿锋。初见面时，我以为阿锋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当旭问到他时，他回答说就快四十了。我两人都有些惊讶，他看上去就和二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似的。阿锋却说他们上海的男人看上去都不会显老。“是上海的水土更养人吗？”旭问。“也可能是吧。不过我喜欢运动，篮球羽毛球的，每天都去打打。”阿锋说的很轻松。再次感到，沪与南粤真是不同，同是打工的，而“每天都去打打球”，这在（02年）南粤工厂里的打工仔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每天都要加班到半夜。由此看来，虽然都是市场经济社会，由于地缘文化的不同，实际的经济观念是不相同的。南粤在市场经济中表现更血腥，而沪上却偏人性化。阿锋说上海人活得年轻，主要原因还是环境生存压力优化于南粤。从偏远穷困地区背井离乡奔去南粤淘金的打工仔劳动福利条件是不能与沪本土打工仔相提并论的。
公司办公地点租在一个（物资）仓库区的一栋五层建筑的二楼，有好几百平方米，四周按着窗子分布全分隔装修成了一间连一间的小办公室，剩下中间做了个办公大厅，只有三个办公台摆在中央位置，显得空空荡荡地。隔出来的办公室的门上都挂了牌子，董事长室总经理室部门经理室财务室电脑房会议室会客室等等不一而足。俨然是按一个中型公司来布局的。
在这里面的做事的管理与营销人员再把管仓库的和送货的加上，拢共也就十四五个人（不包括店铺人员），这里的办公面积绰绰有余。这也难怪前面月小姐来看到这些心里要不服了。
“这个面积是不是租太大了？”我忍不住问阿锋。
“噢，这是董事长定的。”.